赞同 @www1987wl 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看待历史问题时，通常倾向于以「个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国家政权」的行为。
对于言英同志（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的回答，我的看法是：类似国民党的这类反动政权，同时具有「反动」和「国家政权」两个属性，而它们首先是国家政权，其次才是反动的，这两点共同导致了它们在濒临灭亡时犯下的暴行。
如果看守监狱的只是徐远举、沈醉、杨进兴这样的特务，脱离了背后的国民党政权，面对解放军的攻势，他们倒是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小命而放下手中的屠刀。然而，他们是国民党统治机器上的一环，而正是这台机器，做出了毁灭重庆兵工厂、屠杀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集中营的决定，并交予像徐远举这样的螺丝钉来执行。
虽然结果不同，但根本的逻辑是相似的：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个人，都是要趋利避害的。于这些特务个人而言，放下屠刀争取保全性命是最明智的选择；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尽可能的毁灭现有的资源，消灭羁押的革命者，给即将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与报复，是有利于这个政权继续苟延残喘的选择。
身处于国民党政治集团之中，像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头子有着干完坏事飞回台湾的退路（尽管他没能逃得了），自然死心塌地的执行屠杀计划；像普通的底层特务，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除了服从命令外别无选择。这大概就可以解答题主的疑问了。
至于国民党政权纯粹反动的一面，言英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除了国民党之外，还有纳粹德国在1945年春天行将覆灭之际，依旧在控制的集中营内运行着屠杀计划，以至于同盟国军队解放这些集中营的时候，仍然能看到成片的死难者遗骨。另外，他们在战斗中不择手段，连儿童都加以武装，准备拉整个德国给他们陪葬，正如戈培尔在电影《帝国的毁灭》中所说的，「当初他们选择了我们，是时候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了」。
（图为美军清理、掩埋达豪集中营死去的犹太人）
同样地，军国主义日本也在塞班岛、冲绳岛等地战败之际，大规模恐吓、逼迫岛上居民自杀。日军鼓动当地的日本居民跳崖，甚至向人群中发放毒药、手榴弹以强迫他们为军国主义政权陪葬。
作战失败后，为了积攒力量而强迫百姓迁徙的自古有之，而像日本法西斯这样在战败后疯狂残害本国百姓的，实属罕见。除了他们骨子里的「反动」属性，实在难以找到理由来解释他们的暴行了。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毁灭犯下暴行的证据」。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纳粹在即将彻底毁灭之际，反而加紧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国民党特务加紧屠杀中共革命者，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所幸他们留下了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得以铭记这段黑暗罪恶的历史。
还有一点，可以归结为「行将覆灭时的狂暴｣，也就是言英同志所说的“无能狂怒”。譬如希特勒在巴黎起义后命令彻底消灭巴黎，恐怕就是这样的心态。
不过，这样的心态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作恶多端的政权。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在即将遭到凡尔赛梯也尔政府的残酷报复而失败之时，一些巴黎公社的社员在「巴黎不属于公社，就应当毁灭」的绝望情绪之中，放火烧毁了部分巴黎古建筑。我本人是巴黎公社坚决的支持者，也能够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只是在这里当一个例子。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移步这则答案，感觉说的十分细致了）
私货时间：
在这里想谈一谈苏联的两个类似的例子，然后试着稍微分析一下。
1918年，布尔什维克将沙皇一家囚禁在叶卡捷琳堡，他们打算像审判路易十六一样审判沙皇。然而，捷克兵团和高尔察克的挺进使他们丢掉了这个地方。在撤退之前，沙皇一家遭到了处决。
当然，这个例子很难称得上是如同白公馆、渣滓洞一样的「暴行」，不过依旧可以稍作分析。这个决策无疑是「趋利避害」的体现。消灭沙皇一家，就等于消灭了复辟帝制的源头；心慈手软放过沙皇的话，按照托洛茨基的预计，苏维埃会毫无疑问地被白卫军所吞噬。套用罗伯斯庇尔的句式，就是「尼古拉必须死，因为苏维埃必须生」。将沙皇一家带到后方也并非行不通，然而布尔什维克不会冒这样的危险。
第二个例子要稍微长一些。俄国社会革命党左翼领袖斯皮里多诺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1906年17岁时因刺杀卢热诺夫斯基将军被判终身苦役。在服苦役11年后，她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十月革命，她领导的社会革命党左派也是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唯一支持十月革命的政党。然而她在余粮征集制、特别是布列斯特合约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爆发激烈冲突，社会革命党左派最终企图发动武装叛乱以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
在叛乱被镇压后，她因「对革命作过特殊贡献」而被判处一年监禁。1919年2月10日，苏维埃政府再次逮捕她和其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24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把她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内。4月20日，她逃出后继续进行反苏活动。1920年10月20日又被捕入狱。1921年9月13日，政治局作出释放她的决定。1923年初她企图逃往国外，但被抓获，被判处3年流放。刑满释放后被关进精神病院。此后退出一切政治活动。成为计划经济专家。1937年斯皮里多诺娃和自己的丈夫马伊奥罗夫再次被捕，1938年1月，被军事法院判处25年监禁。1941年9月，德国入侵苏联3个月后，夫妇二人和其他150名政治犯被执行枪决。
即便是按照斯大林时期对她的判决，斯皮里多诺娃也罪不致死，却在莫斯科即将遭到德军攻击之际被杀害，由此可见斯大林政权在当时唯恐这些反对者为纳粹所用的恐惧感，尽管在我看来，这些被处决的大部分人就算是落到纳粹手里，也会成为烈士，而非叛徒。当然这也说明了集中处决政治犯这件事不仅仅会出现在那些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国家，在特别危难之际也可能成为国家政权们的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