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印度支那联邦而衍生出的种种性质颇为恶劣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正是法国在东南亚殖民主义的流毒。
长期以来中南半岛各国虽然互有侵吞之心，但还没有哪个民族有全面压倒其他民族的实力，各国攻伐各有胜负，地区霸主总体也算是轮流问鼎，加之中华帝国作为外部强势权威介入，还真少有哪个雄主有席卷印支的雄心、
但是法国殖民者的介入则完全颠覆并重构了印度支那的力量占位。法国殖民者以西贡为首府构建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为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整合与一体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而鉴于法国殖民者无力将绝对强制力投射到远东，其在印支三国实行了“以越制老”“以越制柬”的政策，这进一步强化了越南在印支联邦内的优越地位，最终构建了一个以越南为中心、老挝柬埔寨为附属的畸形政治、经济格局。
作为法属印度支那的核心，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远好于柬埔寨、老挝两国，相对数量较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在柬寮两国则根本不存在，或只有与之对应的阶层）也使越南成为法属印度支那中最先产生思想觉醒的地方，这与越南的同其他两国力量的严重不平衡相配合，必然使越南成为印度支那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核心。
另一方面，处于法属印度支那的管控制下，决定了越南的革命不能仅仅在越南发生，既然法国殖民者利用全印度支那联邦的力量镇压越南的独立运动，则越南的独立运动自然也应该依靠整个印度支那的力量进行对等的抵抗（上述不包含同属于法属印度支那的广州湾）。这自然形成了两种认识，一为强调由于处于法国殖民者的统一管控下而形成的新的“印度支那民族性”（在三国独立斗争前夕大行其道），二为在承认三国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强调越南特殊地位，但是不管哪一种认识，都强调印度支那各民族为了在法国殖民者的压迫下取得民族独立，必须团结一致进行抗争。
因而也就并不奇怪为何在共产国际提出“第三个时期理论”后要求组建的是“印度支那共产党”，为何早期柬寮两国革命组织中几乎都是越南侨民或干脆是越南人，不奇怪为何在日内瓦会议上“西方六国集团”指控柬寮两国革命是“外国（越南）武装干涉”（事实上的确几乎都是越南志愿军）了。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由于法国殖民者介入和“以越制柬（寮）”政策的推行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区别发展，让法属印度支那各民族独立不得不团结在一起进行，为印度支那联邦提出了基本的（但可疑的）必要性保障，也让越南成为独立运动的核心，并在早期独立运动中对柬寮两国发挥着指导作用。这种不平等的“同志关系”助长了越南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使越南不遗余力的通过介入柬寮两国内政而保障越南和两国的“特殊关系”，甚至不惜故意阻碍柬埔寨革命（扣留中国为红色高棉提供的援助物资）和直接武装干涉。最终，使得应付法国殖民者带来的地区新形势而产生的印度支那民族联合独立运动的必要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印度支那联邦（此后为了淡化殖民主义色彩变为“越南-寮国-柬埔寨联邦”，再至提出“特殊关系论”而否定建立联邦的意图）成为越南民族沙文主义的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