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这句话，要理解传统中国的两个特点：
1、高密度的熟人社会
2、实用理性
这两个特点导致做比说强，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更相信的是观其言察其行，光说不练假把式。
在夫子那个时代，儒学还没有取得后世那样的支配性地位，而儒者又必须通过垂范来带动民众向善，以小农是狭隘和实用，说的天花乱坠也只能唬住他们一时，想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尤其还在很多从小看着你长大的长辈中获得话语权、获得他们的尊重与服从，只能靠干、干得好、干得比别人强才行。
所以儒学天然的注重实用、注重实干，以结果服人，然后才是以德服人。这和后世儒学取得全社会的支配权后，空谈以德服人是截然不同的，后世儒者有很大一部分忘了这个支配权来自先贤的实干而非空谈。这就是夫子所言：庶之、富之、教之。而非先教。
儒者想取得实干的优胜成果并不容易！儒学倡导的是劝民向善，需要君子垂范来引领民众向学，然后才能教化之。这就要求君子仁义约于内，也就是说儒者自己内心要给自己加上仁义的原则、有底线、有约束，自然和法家的不择手段相比在手段上肯定就有不足了。那君子又该如何战而胜之呢？！这就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坚持终身的学习与反省，通过长期的、综合性的较量最终战胜只追求一时一域利害而缺少韧性的小人。如果对系统论比较了解，就能看出，儒学追求的是做决定系统演化的慢变量而非流星般一闪而过所以起不到什么大作用只能被视为一个小扰动的快变量。
这也就是夫子为何又说：刚毅木讷近于仁。两句互参，才能深刻理解，对于儒学来说，仁心善念、家国责任、积极进取、坚韧不拔、学习反省、理性平和的精神与态度才是根本，后世包括当下跑偏了的重视什么理、什么心、把儒学学问化、哲学化全都是有了支配权之后的妄自尊大。
所以，要理解儒学，深刻的理解儒学，就必须想清楚夫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到底为儒学带来了什么：
徐晓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思想是否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