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可以肯定，合肥在三国时期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合肥地理与战略之重要可与襄阳、祁山并称。 黄初时，魏明帝总结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 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 ……盖终吴之世， 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三国之时，魏吴交战基本上是用几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运兵， 即东路走中渎水， 从江都—精湖、射阳湖—淮阴———淮河；中路走濡须水—巢湖—巢肥运河—肥 （淝） 水—合肥—芍陂—寿春—淮河；西路走汉水，自沔口—竟陵—荆城—宜城—襄樊。而当时东路中渎水有时不通，而西路需陆路行军，非孙吴所长，故中路便成了魏吴交战的首选。 合肥地处中路之隘口， 对合肥的有力控制自然可以掌握与敌作战的主动，检索《三国志》，吴攻魏共有12次，可见合肥地理位置之重要。
建安四年，袁术死后，“众情离叛，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袁术之子弟党羽更难堪支撑寿春的局面，带领袁术残部南下皖城。乘此之时寿春以南的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为害一方，江淮空虚。而孙策在赶走扬州刺史钟繇后，更攻克庐江皖城，尽显其经略江西、江北之意，曹操此时虽有劲敌袁绍的牵制，但也初步注意到了江淮的形势，一边安抚孙策，同时将扬州
州治迁至合肥， 由刘馥治理， 收拾江淮间多年战乱的残破，控制江淮中部地区，遏制孙吴对淮南的进攻。
刘馥字元颖，沛国相人。建安初年，曾避乱扬州，说服过袁术的将领戚寄、秦翊归顺曹操。曹操认为刘馥可任东南之事，遂于建安五年表其为扬州刺史。 《三国志 · 魏书 ·刘馥传》称：“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 ”刘馥因地制宜， 为将合肥建成既是防御孙吴进攻的军事重镇，又是治民安生的经济重镇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政治上：大行恩化、招抚流民；在经济上：广兴屯田，兴修水利工程；在文化上：聚集生徒、建立学校。 特别是在城防上：高垒城墙，积累木石、草苫等城防军事物资，这些物资的储备，对打退孙权首次对合肥城的进攻起了巨大作用，此时
的作为扬州州治的合肥城已具有相当规模。
赤壁之战后，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 (公 元 208～219 年)， 孙、 刘、曹三家周旋了11年。其间，《 三国志 》明确记载的孙、 曹围绕合肥的战役为8次。孙权主动进攻5 次：为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 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 )、建安 二十 年 (公元215 年)、建安 二十二年 (公元217年)、建安二十四年 (公元 219 年)， 动用兵力最多时号称 10 万。曹方主动进攻3 次 ：即建安十七年(公元212 年)十月至建安十八年 (公元 218 年)三月、 建安十九年 (公元 214 年)七月、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 216 年)十月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l7 年)三月， 动用的兵力最多时号称40万。8 次战役中，2 次为跨年作战，在11年间， 可谓，合肥以南地区几乎是无年不战。
而这11年间，刘曹之间只发生了三次战役，一为建安十七年(公元 212 年)， 关羽进军襄樊被乐进击退。 二在建安二十年 ， 张飞在宕渠击退张郃。三是建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 ， 刘备取汉中，大战曹操。可见刘备取益州前其主力有 7 年未与曹军交锋 。由此简单 比较， 可知赤壁之战后的 11 年中， 孙、刘与曹之争 ， 主要由孙方承担 。
孙、 刘联军在击溃曹军后的军事 行动中， 刘备南击长沙等郡， 攻刘表旧部之弱敌。孙军北进， 周瑜等围攻江陵， 孙权率军攻合肥， 与曹军抢夺长江北岸的要地 。 很明显， 孙权的任务是设立 长 江防线 ， 刘备的任务是巩固荆州南部 。 这一战役方向的分配， 反映出孙权希望独据江北要地的决心。
而之后的孙、曹间一系列围绕合肥的战役的，大大阻滞了曹的军事进程，进而导致内政措施的变化，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间接为刘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