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秦昭襄王和范雎扳倒以宣太后和魏冉为首的楚系外戚用了至少两年时间。
之所以感觉是一个特别短的时间节点内完成的，只是战国史料的记述方式比较简略和零碎。
大致在秦武王死后，楚系外戚和有楚系背景的秦宗室联合干掉魏系外戚，实现了宣太后主政，严君疾为相的局面。
在严君疾死后，楚系代表人物魏冉对赵系的宫廷争斗中胜出，开始了楚系外戚控制秦廷的时代。
但是，需要注意，当时的集权政治还达不到后续帝国专政时期的权力垄断，所以宣太后主政、魏冉擅权的情况下，秦昭襄王仍有一定的权力。
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并不是因为宣太后主政、魏冉擅权，所以秦昭襄王就是傀儡；更不是秦昭襄王有权力，史书上记录的宣太后主政、魏冉擅权就不存在。
真实的历史并不像我们做选择题一样非黑即白，其中还有魏冉多次罢相的反复权力争夺。
当时，魏冉在擅权时期主要的政策是大打连横和相对应的“近交远攻”外交，这一点和其他擅权之臣田文、李兑、黄歇非常相似。
这种外交诈术的杀伤力实际非常大，秦始皇灭六国时，长期助赵攻燕、助魏攻楚，正是用的这种策略。
这样一来，在实施这种策略时，也就必然会遭到对手的各式各样的攻击。所以在《战国策》里，我们总能看到列国的策士用政治语言攻击田文、李兑、魏冉的战略是以权谋私，正是这个原因。
但是，连横外交也有致命的缺点。它虽然可以造成重大的胜利，也能让自身保持长久优势地位，但土地进账速度却较慢。
这对特别注重战功奖赏的秦国而言，是非常致命的。
可见，在魏冉大打连横牌时，会有一大批贵族或官员因为得不到新土地分封或升迁就任而感到严重不满。在魏冉为了打击魏国背后的齐国时，这种不满终于爆发了。
此时，范雎利用这种不满提出了盛行于春秋时期的“远交近攻”，其中《史记》中范雎本人的原话充斥着前后矛盾和逻辑死结，有明显的政治谎言的特点。
但是，这种说法完全复合秦廷内部的需要，因此在提出以后立刻上马。
接下来是秦国攻韩，2年后获得了初步胜利，获得了大片富庶的土地。秦昭襄王也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拉拢了秦廷中对连横不满的力量，从而彻底扳倒了楚系外戚。
不过，此时新的利益集团已经绑架了秦廷的走势，秦国被迫继续在外交孤立的环境下继续发动攻韩甚至攻赵的战争，却对魏、楚的虎视眈眈毫无制约手段。
从当时的局势看，前线将军应该对这种令人智息的操作极度不满，因此导致了秦昭襄王的一系列蜜汁换将。
长平之战后，白起被召回，王龁带兵攻破武安，但面对近在咫尺的邯郸，他居然选择原地掉头，回身横跨整个上党高地改攻皮牢。这种诡异的操作既有可能是王龁对秦廷无视魏、楚而攻赵的不满，也有可能是秦廷已经无法承受错过秋收而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和魏、楚带来的压力。
但战争却在硬着头皮的持续。
从《战国策》中的言论看，这段时期秦国重臣白起终于爆发了，他几乎挑明了在骂秦王是猪头，给予的建议则是赶紧回到魏冉时期的策略，在时局不利的时候缩回来，然后挑唆列国自己争斗。
但秦王没听进去，或者说他听进去了也没办法。秦廷此时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
在邯郸之战出尽洋相以后，范雎的封地丢了，当然，很多重臣的封地应该也丢了。这种嘴上不说但心里上火的不满逼着秦王必须打过去，但打回去也就意味着每一次合纵后的列国大兼并将不会发生，秦国还是受害者。
秦昭襄王的政治生涯最终以惨淡收回河东而告终。此时，魏国夺取了秦国在后方牵制自己的陶邑，秦廷则改以攻克雒阳做替代品，但雒阳的战略价值已远不及陶邑。
之后秦国又一次经历战败，但这一次秦庄襄王智商在线，果断缩回去了，魏、韩、楚发生剧烈火并。
但接下来，秦廷内部的楚系、赵系外戚再度上位。历史在一个轮回后，走上了秦灭六国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