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能坚持到现在做下来已经实属万幸。
最近几次在做Speak Out 的时，不自然的会放松对质量的把控，特别是工作组成员间的例会次数逐次减少，日常工作除了我另一位同事会负责筹资及各种关系的协调以外，通常是我和另外一位实习生完成。虽然最近三次大会的实习生都不一样，庆幸三位学弟/学妹都接的很好。再加之我本身的内心承受能力极差（大会前一周我通常会出现各种焦躁、失眠、恐惧、不安等情绪，主要是前面“被取消”“被推迟”留下的阴影），所以出现双年会上的“事故”在我看来即便是不可原谅，那我也无能为力。
不过（尴尬的笑），还是想来集中回复一下大家关注的几个议题：
一、关于女性讲者的设置与讲者的筛选机制
双年会的讲者是从既往26名讲者中筛选出来的，加之筹备与宣传时间非常紧，在寻找新的替代讲者并不可能的情况下，我已经尽可能的挑选出过往四场大会中，我们认为及观众综合评分较高的讲者（舞台表现力、故事性以及公众影响力），以及还需要平衡讲者数量（预算紧）以及性别比。但由于目前主导“发聲”的我们，仍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团队（至少我是生理男），视野的局限造成不可避免的在讲者筛选上，比例多少有所偏差。
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已经在性别平等上做出了更多的尝试，譬如说，我们“看见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上厕所排队排很久的问题，所以在双年会上，我们“改造了”其中一间洗手间，全部提供给生理性别为女性的观众使用；在团队成员的选择上，我们也尽可能的平衡两者间的比例，目前，我们已经有了跨性别（男跨女）的的伙伴加入到团队，以便在后续讨论上可提供更多元的视角。
其次，邀请谁来讲以及讲什么，是必须要符合Speak Out的两个要求。其一，必须可以公开的出镜（录视频），我们可以接受讲者使用化名/艺名/社群熟悉的名字来做演讲，但我们不接受戴面具/拉幕布/变声等情况的讲者，我们希望展现的是真实。我们不再希望同性恋/同志身份族群的人，在面向公众时，再是以“遮遮掩掩”的状况出现。公开出镜从某种意义上就意味这公开出柜，身份政治恰好又是LGBTI人群最难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过往邀请讲者的经历中，有非常多有趣/有学识的人无缘现场Speak Out。举例来说，双年上出现的中国感染艾滋病最长时间的孟林，我们曾经数次邀请过，但他也是在参加过2015年的西安大会后，才鼓气勇气愿意在双年会现场做一个简短的五分钟演讲作为试水。其二，必须有特别的经历（比如说2015西安大会中的秋白状告教育部），或是有相关学术研究的人（比如说2015成都大会的张灏/陈亚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认为，虽然Speak Out 的初衷是希望非LGBT的群体透过演讲来了解跟LGBT相关的事情，但如果仅仅停留在科普层面介绍什么是同性恋？性倾向到底可不可以改变这一类的基础问题，在Speak Out 的舞台上是不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是一个个鲜活生命背后的故事，我们更看重人的价值，而不是侃侃而谈。另外，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通常在同志社群里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是话题点，所聚焦的议题也有足够多的讨论空间（譬如幽兰妈妈虽然分享帮助侄儿出柜的故事，但“出柜”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同志都会面临的问题，无论已经出柜与否），再加上是小半个“公众人物”的缘故，在面对4、500名观众的基础上，不会怯场，稍有点名气的“小人物”还能吸引一部分关注这个议题的观众前往现场。
双年会当天我的开场演讲，可以说又是一次“事故”，因为在放开场视频时，我已经哭的泣不成声（丢人！），控制不好情绪，特别特别特别容易紧张。所以恐惧感如果是在没有舞台基础的人身上，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们也曾经试过征集讲者的计划，但当我们问到要公开出镜时，也被拒绝了，即便他/她的讲稿曾经写的非常好。往后的Speak Out 中，我们将着重讲者的演讲技能的培训，将他/她们抵达成都的时间拉长，专门抽出时间来集中培训。但前提是我们不再邀请“名气大”、“特别忙”的讲者的情况下。
另外，也有伙伴说，为什么不可以在合唱团唱歌的时候进杨立德，或者直接请合唱团唱杨立德老师写的歌，这一点不是没想过，但合唱其实是个技术活儿。据我了解，合唱团的成员每周都有两次集中排练，但在双年会筹备时间如此之紧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操作。双年会上的安排已经是我们最理想状况下的安排，关于爱、关于音乐，关于世间的美好。除开同志族群想要争取的权利，我们还有更多“美好”的事物值得我们去探索，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二、专业剧场里的不专业工作人员
我们付了高昂的费用来支付场地费用，剧场理应提供LED屏的技术支持、灯光、音响、暖气等硬件设备，通常为了设备安全，我们会要求提供剧场的工作人员，我们自己的团队成员理应也是按1:1的比例配置在相应岗位以便协调。但，即使我们再怎么催促，剧场的灯光/音响师傅直到活动当天12点才抵达现场，很无奈，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弱者。在“能不能办活动”和“办糟糕一点的活动”，在目前中国的大环境下，我们只得选择后者。而LED屏的师傅更是什么都不懂，我们连续三晚剧场调试屏幕以适应演讲模式，若不是头天晚上，我们的好朋友流逝（也是讲者），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折腾到深夜12点过，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硬着头皮乱改技术参数改出了双年会当天的状况。如果没有流逝，我很难想象，第二天关于屏幕的使用状况。中间还有好多细节我就不说了，至少对目前的我们而言，需要一个熟悉各种剧场设备、技术参数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并且他/她的时间还能配合我们，适应各种临时的小加班。所以，如果有懂行的朋友，看见这篇文章后，请联系我：）
不过，团队在迈向更专业化的道路上，我有些细思极恐（不展开讲）。
三、成为同性恋人群的狂欢为何不好？根植在心中的“异性恋霸权”何时才能得以解放？
我个人是很讨厌那种没有基于调查，以自我主观判断而得出结论的人。有几个好朋友说，现场就是同性恋人群的狂欢，看不见直人的存在，是小圈子的“自嗨”。何止荒谬的论述！
其一，性取向是透过外表就能判断的吗？仅仅是因为你认识的几个人中都是LES或者GAY，就得出全场都是LGBT群体，不是很荒唐吗？其二，你有做过小范围的数据调查吗？有真正一对一的问过当事人们的性取向吗？如果在没有调查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说辞。而恰恰是在双年会的现场，有超过二十位的同志父母参会，他/她们可都是正儿八经的异性恋，我们在筹备之初，以机构的名义，邀请了成都超过二十家各个领域的NGO（孵化、环保、教育、儿童、残障等）的从业人员/代表来到现场参会。从前期的部分调查来看，绝大多数都是直人，是对同志非常友好的异性恋群体。而那些茫茫人海中自行购票的人来看，我有理由相信直人参会的比例不在少数。一场LGBT群体为主的演讲大会，绝不可能让异性恋成为主体，那才是真正的霸权。
即便未来，Speak Out可能成为一个同性恋/LGBT人群的狂欢，又哪里不好？国外的哪场同志游行、以同志为主导的公共集会，参与的主体不是以LGBT人群为核心？在中国，有这样大型集会，不再像同志酒吧中以娱乐/喝酒为主要的活动，终于有一场探讨同志人群未来方向，看见生命多种可能的活动，同性恋/LGBT成为主题哪里又有什么不好。反而，类似的活动理应更多。
我一直相信，一家独大是另一种独裁，百花齐放才应是同志社区里的常态。期待你们有一天，来参加了Speak Out 以后，是以Speak Out 为感召，在未来的成都/西安/武汉，能创造出更多超越Speak Out 的活动，而不是无止尽的开沙龙开沙龙开沙龙，最后站在巨人的高度上来收割同志运动的果实。
四、几个不大不小但重要的细节
4.1 公民肥皂箱
公民肥皂箱的设想过于美好，也许是因为规则设置太自由，以及我们没有安排“托”，双年会上出现小乱小乱，以及大家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的情况。深刻的反省。
该环节是我们从民主社会里“学习”到的，观众在学习如何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我们也在学习如何把这个环节做的更精致。PS：第一次中场休息的“公民肥皂箱”，那春晚般的主持是什么鬼啊！
4.2 讲者PPT/Keynote的整合
之前做Keynote的小哥很临时的“罢工”了，我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怎么，很难沟通。所以这次双年会的Keynote的的确确没有达到预期。但也不至于太差吧？闪屏也是导致效果没有最完美展示的原因之一，这是技术上的难点，在当时没有得到解决。（顺便再打广告一个，有非常熟悉熟练使用Keynote的伙伴，请于我联系）
4.3 合唱团长的话筒
团长自己的要求不需要话筒，时间仓促我们也没有问更细（请不要恶意揣测）。
顺便在这里要感谢一下团长，两次大会都是随叫随到，团员们也是非常配合。非常感动。
4.4 没有刻意渲染悲情
我不是一个自信的人，临场经常认怂是常事。所以在双年会当天上午，我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做开场演讲。但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真实发生的状况，同志在中国面临的真实处境（之一）。
幽兰妈妈和韦婷婷是重庆大会的讲者，当时她们对着空无一人的画廊录制了演讲视频，演讲时提到2014年在重庆时的状况是正常的。
参考视频：Speak Out：重庆大会(2014)纪录短片
4.5 讲者间的衔接
做的非常差劲，再次向所有观众道歉！催场是不得以的选择，一是我们跟剧场协议，剧场晚上还有演出；二是我们曾在2015的成都大会上发生过极其严重的演出事故，有讲者【不要脸】的无视主办单位的多次提醒，演讲时长超过40分钟，导致最后大会的整体进度被拉。即便在我们这样的控制下，双年会上，加上两次茶歇，整场4个半小时还是非常疲惫。
原先的设置是由上一位讲者介绍下一位讲者出场，提前会准备一个纸条供给给讲者，2015的西安大会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效果还不错。但由于在布展前出现诸多难以预料的状况，是真的忘记这个事情了。所以真的非常抱歉。
4.6 “之前的几次大会，我们都没有完整参与/感受过，不是检票耽误很久，就是在后台，我们也想全程参与一次”——某团队核心成员
这次双年会的志愿者绝大部分是临时招募的，配合上自然不够默契。之前所有的核心成员如上述所说，基本都坐在了台下，没有参与任何筹备。结尾时，我们邀请所有参与过Speak Out 的志愿者上台合影，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情怀。在会场中可以听到主持人把自己叫到舞台上来，还是很打个鸡皮疙瘩。
散场本来有个很有情怀的散场，但由于一些原因，结束的很仓促。
4.7 所有的团队核心成员都是以志愿者身份存在，除了西安大会时，我们补贴了大部分的交通费用，平时没拿一分钱。而我是在同乐的全职工作人员，虽然是拿微博的薪水，但好歹是拿钱的。所以在“拿不拿钱”这个层面上，我有很强烈的“负罪感”，这个“负罪感”在2014年的时候还不曾有，因为毕竟发生过诸多状况，毕竟一起共患难。但到了2015年，Speak Out 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做的越来越顺（cheng）利（gong）的情况下，这种状态越发强烈。所以过年以后，我可能也会以另外一种身份存在于这个项目之中。
功成，不必我在。
前几日在香港，见了好多“敏感人物”，在和他/她们的数次深夜对话中，我开始逐渐理清自己的方向，或许在这些各式各样的方向中，没有唯一的标准的答案，但是我想我应该开始去做更多跟生命有关的尝试，也无论那些尝试的最终结果是失败还是什么。
毕竟，开年之后，我才走到人生中的第二个本命年。
最后，套用孟林的一句话，来献给曾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以及所有的NGOer中的同仁们：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黑暗，都不要放弃对光明的期待。
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这些曾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你们”：Speak Out：团队访谈
马修
2016.1.31于曼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