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口问题，离不开数据，详细数据懒得查了，中国现在的00后比80后少了一半，什么概念？20年少一半人。大家都知道那个棋盘和米的故事吧，最后是天量的大米，反过来一样成立，人口也可以天量的减少。有人会说已经开放二胎了，对不起，你真的很不懂人口学，知道维持代际更替，也就是人口不变，总和生育率要达到多少不？知道中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是多少不？趋势一旦成立，很难短期逆转，知道什么叫走势终完美不？
谈中国人口，避不开计生政策。鉴于题主提到了阴谋论，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我来给大家讲讲吧。首先，对于计生政策的评价，不管是有功有过，有利有弊也好，还是全盘否定也好，前提是它的决策过程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如果是脱离这个前提，那结论就很扯了。
计划生育政策差不多是在80年代初提出并执行的，在此之前也有过一番争论，当时也有人反对，然而跟三峡一样，在巨大的争议中还是上马了。
说到中国的计生，不得不说当时的时代背景，改开伊始，经济全面落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于是新上来的主管领导自然想到减少人口，当时甚至提出至20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要达到0。有了明确目标，各路学者自然上下鼓动，大造舆论，制造论据。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帮搞计算机的，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号称只要将人口数据和相关参数代入编制的模型，一百年的预测结果不出1个小时就被打印出来了。和以前传统的人口预测比较，运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的科学、准确、快捷和迅速，都是以往那些人口学家望尘莫及的。
此后，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可能像是意识形态打败科学的一个事例。但是，这个政策的基础却是1970年代一位导弹科学家的推测；这个政策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得到采纳的：对经验主义恢复了信任，对西方开放。这项政策得以采纳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宋健，他是得到苏式培养的一位军事科学家，专长是控制论，也就是机器系统的控制。宋健本来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他的庇护人是钱学森，由于钱学森的支持，宋健在中国国防部上升到有影响的职位。从他所就位的七机部大楼，一个导弹实验室，宋健出乎意料地进入了人口分析这个领域——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其他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遭到了迫害，社会科学和人口科学被彻底毁掉了。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一位人类学家，在她的著作《只生一个：邓时代中国的科学和政策》里面勾画了宋健的故事。从1970年开始，中国鼓励晚婚、拉长生育间隔，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种措施效果显著，在其后的十年把中国的出生率下降了一半。然而，格林哈尔希说，中国的领导人想追上工业化国家——手段是减少他们不得不喂养的人口。
关键的时刻在1978年到来，这一年宋健参加了中国到欧洲的一个代表团。在荷兰恩斯赫德市（Enschede）屯特大学，他遇到了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微分博弈理论的一位专家。他们在酒馆喝啤酒的时候，奥尔斯德告诉宋健，他推导的一系列方程用于一个虚构的岛屿上的人口控制。关键的参数，在每单位时间中都得到计算，就是出生数量。“他立刻来了兴致”，奥尔斯德回忆道，他说自己的方程是理论性的。奥尔斯德给了宋健一篇解释这些方程的论文： “人口计划：一个分布式时间最优控制问题”（Population Planning: a Distributed Time Optimal Control Problem）。 宋健把奥尔斯德和其他欧洲数学家的方法推向应用。到2080年，他们预测，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高峰——格林哈尔希说这是根据不可信的数据的外推。但是它让中国领导人瞠目结舌，避免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使得生育率在1985年之前达到一个孩子，并且在其后的20到 40年维持这个水平。而受时代所限，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一胎化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而中国计生政策出台的国际背景又是如何呢？
1969年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并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报告。1974年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动下，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培养的政治家）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号》（《NSSM-200》）。《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NSSM-200》认为，为了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图谋，应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机构来实施其计划。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给予最优先资助。显然，中国属于后者，因为中国从1971年就已经开始了初步的计划生育。于是中国就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优先资助国家。美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重要“捐献”者。人类生命国际（Human Life International）Brian Clower博士所著的《Kissinger Report 2004》估算，1965年到2004年美国共投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超过6亿美元。
中国政府与人口基金的合作开始于1979年，共开展了7个周期的合作，建立了一百多个合作项目，接受了2亿多美元的“无偿”援助。
《NSSM-200》 认为，为了避免被指责，美国必须将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包装成“可持续发展”。1983年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设计人类在21世纪发展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聘请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作为委员会主席，同时聘请了22位专家，于是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牛文元被选中。从1983年到1987年，牛文元等人曾前往瑞典、日本等七八个国家，提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部分意见最终在1987年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中被采用。
1988年，牛文元到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工作。他建议把可持续发展列入到科研计划中（当时不少人批判，说他们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在玩概念）。1989年，以牛文元为 首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大力支持可持续发展。两个被“选中”的重要人士合流了！
牛文元的“研究”简直就是跟着洛克菲勒基金的旗帜走：以粮食、环境、气候等为“理由”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削弱美国的竞争对手），1996年牛文元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一个国家的科学精英一旦被洗脑，再与官本位相结合，就会出这种结果。不过，还好计生政策的执行并不彻底，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严格执行计生会如何？看看今天的东北经济，你们就知道了，请问这样的计生，你觉得如何，还支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