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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关于宋襄公的评价有很多，可以说是“前人之述备矣”，关于宋襄公评价也存在两极化的现象。一者以为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的评语）。《韩非子》是最早开始对这种所谓的“仁义”进行批判的，原因就不用我多说了。一者以为宋襄公在春秋乱世秉行仁义，尽管迂腐，但也不失为一春秋“卫道士”，是一个具有仁德品德的君主。《春秋公羊传》就曾如此评价宋襄公在弘之战中的表现：“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吴越春秋》借伯嚭之言称宋襄之德：“宋襄济河而战，春秋以多其义：功立而名称，军败而德存。”显然，宋襄公至少在弘之战这一件事情中的行为恪守了传统的战争道德，这一点是大家不否定的。
就宋襄公的一生而论，我个人认为宋襄公的政治活动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尽量表现自己恪守礼制，二是对礼制道德采取一种利用的心态——也就是说，宋襄公不是真的从内心服膺礼制，而不过是想利用自己遵守礼制道德的形象，使诸侯拜服，达成其称霸的目的。
从宋襄公即位前后，他的这种表里不一就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宋襄公作为宋桓公的嫡长子，本就应该继承桓公的位置，他却以哥哥目夷有仁德为由，向老爸推荐让哥哥替代自己接班——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假惺惺的推让。如果宋桓公真的这么做，就是废嫡立庶，于礼制不合。大家都知道不可能达成的要求，宋襄公为什么要提出来？我认为，这是因为目夷仁德的名声“著于四海”，可能已经压过了宋襄公自己。宋襄公这样做，其实是把这件事情挑明，一方面逼着老爸亲口坐实自己储君的位置，另一方面也通过假惺惺的让位行动，来赚取“仁德”的名声。
实际上，宋襄公即位之后，除了任用目夷为司马（因着目夷的名声，他不得不这么做），帮助齐孝公即位（这虽然是在遵循立嫡以长礼制的行动，但也是为称霸行动服务的）以及后来的弘之战这三件事外，其余的行动都算不上仁义。《左传》记载他执滕子、祭郐君、伐曹国。这三件事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伐曹国时，他的哥哥目夷直接就指出：“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今君德用毋乃犹有所缺,而以伐人,若之何?盖姑内省德乎?无缺而后动。”指出宋襄公伐曹的行动完全没有道德的支持。后面会盟时执滕君，杀郐君以壮声势的行为，更是被当时的国际社会视为欺凌弱小以求称霸的残暴行径。既有如此行为，题主所谓宋襄公“成在仁义”是无从说起的，顶多只能说宋襄公利用“仁义”和礼制粉饰自己的行为——而且还被时人看穿了其虚伪的本质，一点也不高明，谈不上“成”。
而至于弘之战中宋襄公的行为，学界有很多解释。主流解释就是上面说的那样，宋襄公表现自己对礼制的遵循和霸主的风度。而有一种解释很有意思，兹列于下：宋襄公在位期间，对中原诸国连年征伐，却对楚国的军队展示善意，这是因为宋襄公与齐桓公的称霸有实质上的不同。齐桓公作为周的“舅氏”，故以尊王攘夷为旗帜实行称霸战争，亲诸夏而攘夷狄。而宋襄公有一心复兴殷商的想法，故对于曾经灭亡殷商天下的诸夏采取攻伐的态度，反而想联结被视为南蛮的楚国以求大业。只是楚国对于宋国这份微薄的国力和善意并不看得上，所以宋襄公在弘之战中所展示的善意被楚国的兵车无情碾压。
无论真相是什么，用“愚蠢”、“表里不一”来评价宋襄公，总是比较合适的。而至于仁义，用来评价宋襄公本人是不合适的，顶多只能说宋襄公为了称霸，其某些做作的行为还是符合“仁义礼制”范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