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事实是：彭宇承认与老人相撞！！！！（2015年2月9日晩，央视一套《焦点访谈》专题报道，披露彭宇案真相——六年后，彭宇承认撞人。）
最高人民法院详细地还原了对“彭宇案”的判决：从法律真实看来，彭宇在第二次庭审时承认“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否认是与老太太相撞。第三次开庭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主要内容为彭宇陈述两人相撞情况的笔录照片，虽然这份笔录因警方失误丢失客观上无法提供原件，但也得到了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的确认。结合彭宇自述曾经与人相撞却说不清与何人相撞以及经警方确认的笔录照片，这就构成了优势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并无不妥。而从客观真实看来，事过多年后，彭宇也承认了当年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相撞。文章称，严格意义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发生过一起仅因扶人而让扶人者担责的判例，人们对于该案的误解、误读越陷越深，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坚信着彭宇仅因施救而被判赔偿的假象。对于“彭宇案”被误读的原因，文章指出，由于当年一些媒体一边倒地将彭宇的“人设”定为“好人蒙冤”，比“撞人该赔”更加能够撬开读者眼睛；同时人性的自私因子使大众习惯于为自身在众人中的冷漠去找到一个客观而冠冕堂皇的借口——“以讹传讹”似乎总比真相走得快一些。最高人民法院在微博中提到，即将正式实施的民法总则再次重申了法律对见义勇为的态度：“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入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即便施救行为对受助人造成了一定损害，救助人也无须担责，更何况损害本非救助人所致。同时提醒，“彭宇案”不能再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法律始终站在善者那一边。
粘贴一下维基百科该词条内容。事件起源[编辑]
本文来自于新闻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寿兰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徐寿兰股骨骨折，需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徐寿兰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彭宇自称是乐于助人，怎么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后在各种调解失败后，于2007年1月4日在鼓楼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据彭宇本人称，当时其在公共汽车站发现一名老太太跌倒，马上跑过去将其扶起并送其去医院检查。据徐寿兰称，“我当时亲眼看到他撞到我的！”并表示，“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儿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说承担不起医药费，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据目击证人陈二春先生称，老太太手里拎着保温瓶，向第三辆公交车跑去。她跑到第二辆车的车尾时，不知为什么就跌倒了。这时，他看到从第二辆车后门下车的彭宇走了几步，上前帮忙，然后自己也上前帮忙，并打电话叫老人的儿女过来，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1]陈二春先生回忆称，当时整个过程很平和，他自己也上前帮忙，一起把徐老太扶到路边，徐老太神志清醒，还借了电话给她儿子和侄女打了电话，徐寿兰对他和彭宇连连感谢，还说“不会连累你们的”。但在第三次庭审上，陈二春先生的话被徐寿兰坚决否定。[2]事件结果[编辑]
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主审法官王浩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判断“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对此案的结论是“本案中，发生事故时，老太太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彭宇相撞；同时，彭宇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此次事故，彭宇和老太太均不具有过错。”“本案应根据公平原则合理分担损失，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被告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1870元的诉讼费由老太太承担1170元，彭宇承担700元，并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3]
2007年10月15日下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十七大江苏省分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专门提到了彭宇案，以其为案例介绍江苏省“大调解”机制，作为其工作政绩的展现。[4]此讲话可视为省政府影响此案调解、审理结果的证据。同时标示着官方公开表示此案以庭外“和解”告结。
和解结果：和解结果并未对媒体公布，相关细节不得而知。据悉，该案和解的结果是彭宇承担了10%的责任，赔偿1万余元，传言为“第三方”支付，但此传言未获官方确认。[5]
相关人物后续发展[编辑]
彭宇从南京某通讯公司辞职，去向不明。其律师和他还有联系。徐寿兰从原住址搬走，去向不明。于2010年8月去世。[6]彭宇的代理律师高式东从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到了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法官王浩调离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被安排在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办司法所。[7]再次调查[编辑]
2012年1月16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彭宇承认与老太碰撞 “彭宇案”不该被误读》。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徐寿兰（徐老太）经过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彭宇正从这辆车后门第一个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8]
刘志伟综合当事人陈述和法庭调查，向记者介绍了“彭宇案”的基本事实。
2006年11月20日上午，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在公交站等车时，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徐寿兰急忙跑向后面一辆乘客较少的公交车，当她经过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26岁的小伙子彭宇正从这辆车的后门第一个下车，双方相撞。急于转车的彭宇先向车尾看了一下，再回头时发现摔倒在地的徐寿兰，随即将她扶起，并与后来赶到的徐寿兰家人一起将她送往医院治疗，其间还代付了200元医药费。
经诊断，徐寿兰摔伤致左股骨颈骨折，需住院手术，费用需数万元。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当天先后报警。2007年1月12日，徐寿兰将彭宇诉至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索赔13.6万元。
当年4月26日，鼓楼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彭宇的妻子代他出庭答辩，没说彭宇是做好事，只提出：“原告受伤非被告所导致，不应该承担责任。”
6月13日第二次开庭，彭宇表示：“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不是与原告相撞。”当被问及把原告扶起来出于什么目的时，他回答：“为了做点好事。”在得知原告申请调取的事发当日城中派出所接处警的询问笔录已丢失时，他对由当时处置此事警官补做的笔录提出异议。
一审认定双方均无过错，根据公平原则判彭宇分担40％责任
7月4日，彭宇主动联系媒体，表示自己因做好事被诬告，将一个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诉。媒体开始关注这个案子。
7月6日第三次开庭时，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相撞。由于事发当日派出所询问笔录不慎丢失，在法庭上，该所提交了由原告徐寿兰儿子在其母住院接受警官询问时，用手机自行拍摄的一份原始笔录照片，以及据此誊写的材料，虽然该照片显示的内容已经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确认，但由于其来自原告的儿子，因而受到彭宇及旁听庭审的媒体记者质疑。
9月3日，鼓楼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相撞事实，一审判决同时认为，虽然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但由于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也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因而在本次事故中，原、被告双方均不具有过错。依据民法通则按公平责任分担损失的原则，判决被告彭宇承担40%的民事责任，给付原告徐寿兰4.5万元。
二审确认相撞事实，当事人和解并达成保密协议
双方当事人均上诉，南京市中院于当年10月初进行调查，并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查找到事发当日双方分别报警时的两份接处警登记表，其中的“报警内容”一栏，可以看到原、被告在事发当日分别向警方陈述事实时，均表示与对方发生了碰撞。
在南京中院二审即将开庭之际，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双方撤诉后不再执行鼓楼区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
对于调解结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2006年11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事后经法院调解，他对结果表示满意。
误读原因
警方弄丢关键证据、法官说理不当导致判决被误读
“彭宇案”会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如确认相撞，由彭宇分担一定的损失完全合乎法理和情理。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正因为此，彭宇在以后的庭审中一直坚持“无碰撞”答辩。媒体也逐渐形成“彭宇是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倾向。
其二，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导致社会舆论普遍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
一审判决中，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相悖”。对事发当日彭宇主动为原告付出200元医药费，一直未要求返还的事实，法官认为，这个钱给付不合情理，应为彭宇撞人的“赔偿款”。这些不恰当的分析推论，引起公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尽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相撞的事实和结论是对的，适用法律也是对的，但公众普遍接受的“彭宇案”信息，却是此案“判决不公”，“彭宇是做好事反遭诬陷赔偿”。
其三，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鉴于此案近期又被高度关注，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前，南京政法部门事先征求了有关当事人及亲属的意见，他们同意公开此案的相关情况。
事件争议[编辑]
事件最大的争议来自于一审法院的判定书，其判定大量的使用“常理”并不符合社会认识。
一审判决书所用常理：“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由于法官所用之“常理”具有法律效力，将强制性的修正社会原来的常理认知。 相关政府法律部门，也没有公开宣传一审“常理”不符合审理规则，表明杜绝此类“常理”。 彭宇案使社会认知到，做好事可能遭遇被一审“常理”甚至被二审终审“常理”的巨大威胁。 自此，一审法官所用之“常理”在逐步成为新的社会规范，社会道德风气剧烈滑坡。
另外，次要争议来自民事诉讼是否可以无证据仅凭常理推断。 中国民事诉讼准则明确规定“谁主张谁举证”，而法院却在原告方未能提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运用“自由心证”的逻辑推理分析判定彭宇应承担责任。[9]为彭宇作证的陈先生在得知结果后激动地说“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1]
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疑罪从无”适用于刑事案件中，证据不充分则是无罪，而民事诉讼不适用“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民法中即使理由证据不充分，法官也可从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出发，依照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推定案件中各方的责任，民事审判追求高度的概然性。[10]
第三方评论[编辑]
据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甲方乙方》节目报道，在当时彭宇向派出所索要当时的笔录时，派出所长称当时笔录丢失，但留有当时用手机拍摄的笔录照片。当彭宇本人发现照片Exif信息显示照片并非来自派出所所长本人的手机时，所长不得不承认其实照片是徐寿兰当警察的儿子提供的。[1]而人民网四川视窗则认为，彭宇被判败诉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提醒“活雷锋”在见义勇为时要保护自己。华商报报道则质疑彭宇与其证人的说辞，并提出“不要被道德的热情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腾讯新闻评论说“所以，彭宇案中只有法律问题，没有道德问题。或者说，在法律问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谈论道德问题是非常危险的。”[11]网易新闻称，“大部分网友认定彭宇是好心没好报，无辜受害，对他充满了同情。”[1]南方周末发表的杨支柱文章则质疑判决书中判定原告无责任没有依据，引用《民法通则》相关条款因此也有悖常理。[12]类似事件[编辑]
参见：碰瓷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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