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项羽没有杀死刘邦?

鸿门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项羽没有杀死刘邦?

刘邦从鸿门宴全身而退的关键在于其采纳张良的计谋,利用项羽的贵族政治局限,经项伯的斡旋,通过座次安排向项羽表示臣服,彻底化解了范增的杀人计划。

PS:本回答来源于余英时先生的《论鸿门宴的座次》,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余英时文集》第一卷《史学、史家与时代》,本文有所删节。

《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这段话是解开项羽放过刘邦的关键,因为这里明言范增数次给项羽使眼色,又三次举玉玦暗示项羽要他下定决心杀掉刘邦,然而项羽都没有回应,这就说明项羽作出不杀刘邦的决定是在范增使眼色之前。

这是太史公描写鸿门宴中非常精彩而又极重要的一幕,但是《汉书·项籍传》不载其事,而《高帝本纪》记鸿门宴又略去了有关座次一段。其实太史公详述当时座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条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前人读《史记》者,多少也注意到座次问题,日本汉学家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在考证”亚父者,范增也“时,认为古人尚右,所以东向最尊、其次南向、再次北向。

比如《汉书·韩信传》云:信乃令军毋斩广武君,有生得之者,购千金。顷之,有缚至戏下者,信解其缚,(广武君)东乡坐,(韩信)西乡对而师事之。

《汉书·王陵传》云: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

《史记·田单列传》云: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乡坐,师事之。

是皆以东为尊。古代至两汉坐席皆以东向为尊,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东向坐“一条,博引经史,言之最审,惜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失引。

《史记·孝文帝本纪》记汉文帝(代王)谦辞天子位之事,云: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

集解引如淳曰:让群臣也。或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让不受,群臣犹称宜,乃更回坐示变,即位之渐也。

这是说汉文帝最初坚持以主人西向之礼见群臣,后来改南向,虽然口头谦辞,已是表示要接受帝位了。这个例子最可以看出东向、南向为尊的礼节。胡三省大体同意如淳的”东向、南向为尊“的解释,但反对他”文帝自己主动从西向坐转至南向坐”的说法,认为代王后来南向坐是群臣扶之使然,这样的解释虽无明证,但极富历史想象力。总之,宾客、君臣以东向、南向为尊当是不成问题的。

如淳注中所引“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之语很可以用来说明鸿门宴中的座次。根据“宾主位东西面”的原则,鸿门宴中刘邦是客人,项羽是主人,何以项羽反而东向坐呢?盖是时天下未定,刘项二人均未曾称王,鸿门宴正所以决定领导权属谁。刘邦不得已冒奇险来会,便是表示愿意接受项羽的领导,以示无他;而项羽则是要借此机会收服刘邦。政治上尊卑的考虑,使鸿门宴不再是一个普通宾主饮宴的场合。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武安侯田蚡)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

这个实例使我们知道,在宴饮的场合,东向要比南向为尊。

又,《汉书·齐悼惠王传》云:帝与齐王燕饮太后前,置齐王上坐,如家人礼。

颜师古注曰:以兄弟齿列,不从君臣之礼,故曰家人也。

齐王年长于惠帝,故惠帝延之上座,上座当即“东向坐”。惠帝尚叙兄弟齿列,而田蚡竟自恃相位至废家人之礼,可见太史公此处特书座次,正是刻画武安侯田蚡的骄纵。

司马迁详载鸿门宴的座次也是有同样的作用的。项羽居东向尊位而不辞,正如武安侯一样,是以政治地位作为标准,但心理更为强烈耳。

上引史料足以说明项羽东向坐是一项有意识的行动,他并不把刘邦当做地位平等的宾客看待,而毋宁把他当作自己的部属。项羽这样做也是有根据的,刘邦初起事时曾经从属于项羽的叔父项梁,项梁既战死,项羽自然继承了其叔父的领导权。(当然楚怀王并不这样想,他本来是要借此机会从项氏手中夺回兵权,所以才会以宋义为上将军,统项羽、范增救援赵国;项羽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后来才会以宋义畏缩不前为借口将其杀掉,夺回楚军兵权,楚怀王伸张王权的努力失败了。关于此节,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有精彩论述,可以参看)更何况此时项羽已经名正言顺地是“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呢?

刘邦作为宾客,避东向而居地位最卑的北向,显然是表示对项羽的臣服;而张良虽居西向之位,好像是“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但史文明言他是“侍”,众人身份次第一丝不紊如此,斯太史公之笔所以卓越千古欤?

《史记》中还有一处叙座次与鸿门宴相类者,事在《南越列传》,足资比较参证。武帝时,南越王年少,太后临朝,而丞相吕嘉年长且得民心。太后欲借汉朝使者之力置酒宴以谋诛嘉。

史文云: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

这一座次的安排也含有微妙的政治含义,并且是与整个宴会的性质相配合的。南越太后是极力主张内属于汉的,因此她请汉使者(不止一人)居于最尊的东向,她自己作为南越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故居南向次尊之位;而南越王北向坐则表示向汉臣服。这也正是鸿门宴中刘邦的座位。丞相吕嘉及诸大臣则“西乡侍坐饮”,与鸿门宴中张良的地位完全相同。

史文接着说: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

可见此次宴饮是南越太后一手安排的,其用意便在于摆出一个向汉廷表示归属的场面。所以行酒一开始,太后便单刀直入地向吕嘉提出了一个最使他窘迫的“内属”问题,因为吕嘉正是南越国内反对内属的政治领袖。显然,在这个以“内属”为主题的宴会上,座次的安排发挥了决定整个宴会的基本气氛的效力。

在这个南越宫廷宴会的对照之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鸿门宴的座次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特别安排出来的。那么是谁安排的呢?《史记》既无明文,我们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稍稍推演一下。鸿门宴在座的五人中,刘邦、张良是来宾,不可能主动安排座次;范增是陪客,且极力主张杀掉刘邦,所以也不可能安排这种有利于刘邦的座次。剩下的便只有项羽和项伯两人了。照理说,项羽以主人的身份是最有可能决定座次的人,前人已有疑及此点者。清初的吴见思评点《项羽本纪》,在“项王、项伯东乡坐”之下说:

是时东向为尊,见项王自大。

是把座次安排之责归之于项羽本人。但项羽虽粗豪,但毕竟出身贵族,绝不像刘邦那样的傲慢无礼。韩信曾分析过项羽的性格,《史记·淮阴侯列传》纪其事,云: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可见项羽最大的毛病是政治气量太小,但绝不至于自大到不顾礼节的程度。以“见人恭敬慈爱”之语推之,他断无自居最尊的东向而同时又把刘邦安排在最卑的北向之理。因此,从鸿门宴的背景和全部发展过程来看,此次座次的安排,当以项伯在入席前的斡旋调停之力为多,而暗地里刘邦的隐忍和张良的智谋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认为刘邦、张良、项伯三人事先对座次的安排已有默契,也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针对项羽的坦率与自负而言,这是祛其疑而息其怒的最巧妙的一招棋。项羽最后同意自己东向坐和刘邦北向坐,说明他已把刘邦当作自己的部属,并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表示。所以当主客都入座之时,项羽已不复有杀刘邦之心。《史记》紧接着便说:“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上文叙座次的排列便是对这句话最确切的解说。范增的暗号当然也是事先和项羽约好的,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杀人计划竟被对方如此不落痕迹的化解了。可见,范增与张良相比,毕竟还是略逊一筹的。

刘邦从鸿门宴全身而退,从此龙归大海,项羽再也没有机会剪除他了,短短四年之后,刘邦就取得了天下。事后回顾,刘、项的成败虽然最后决定于战场之上,但我们也不妨说,当鸿门宴坐席既定之际,双方的胜负已分了。

如果没有太史公这一支绝妙的史笔,我们今天最多只能看到项羽在鸿门宴中所暴露出来的“妇人之仁”,却无从知道刘邦、张良怎样巧妙的利用了项羽的贵族政治的局限性,竟在觥筹交错之间给予项羽以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