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色戒》讲述的，是一个当下十分流行的话题：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存在。在2007年创作出的本片，就此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眼光超前性。更重要的是，它也并非将男性与女性简单地给予单面定位，完全没有任何的固有概念化，而是呈现了更加立体的形象，对“权力获得者”的男性，也给予了悲剧性。造成的悲剧的，不是男女之间的任何一方，而是两性围绕“色”的天然不同。唯一解决方法，便是对色的戒除，但它却是人的本性之一，悲剧便无可解。
王佳芝最终“不逃走”的抉择，便源自于她对自身悲剧的认知与接受。它并不止涉及作为女性的自身，还包括了男性，是男性与女性天然区别造成的必然。在经历了全片的动摇之后，她最终看到了不可回避的终点。除了迎接它之外，别无选项。这个抉择的酝酿与确定，贯穿了整部作品，是影片最重要的内在表达因素。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男女对抗“-----从对周边环境的掌控力，到对人际关系的话语权，再到对肉体性爱的主动性。李安将焦点放在了男性与女性的重视之事上，从而展示出二者的世界观，结合对大历史、社会背景的表现，对比之下得出了二者对宏观世界的对接程度。男性对环境的正解、适配，对其的改变施加欲望，女性对环境的视若无物、转而对男性的关注，串联起了整部作品。而最为点睛的，则是作为一切浓缩的情爱层面：男性才是真正关心世界、对其拥有抱负的那一方，爱情只是他们的点缀，甚至是实现对环境影响力的途径，而女性眼中的一切，其实只有与男性的爱情。
电影结尾处，李安给出了他对主题最有力的一次证明。邝裕民和王佳芝即将面对死亡，身后恐惧哭泣的配角们渲染出了二人此时的绝境。然而，二者看向彼此的反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投身革命的牺牲，邝裕民抱以释怀的微笑，就像我们所知的所有就义者一样地从容；而王佳芝却是回避的转头，她并不像背景里的那些人一样惧怕畏缩，更多是对邝裕民大义的负面态度。其原因，便是邝裕民执行大义的手段：他利用了王佳芝的爱情。
这种反差，就让男女的世界观区别展现了出来。在客观呈现上，邝裕民并非一个坏人，为了革命目标可以牺牲一切，大义凛然。在那个风起云涌、国家兴亡的时代里，他是对社会环境更积极掌控的那一个。然而，这就意味着他对个体爱情的相对不重视，将自己的一切都当做了革命的牺牲，包括作为爱情对象的王佳芝。而王佳芝，则对这个大时代的变化缺乏敏锐的感知，更谈不上对其引导、改变的所谓抱负。她不了解世界，只专注于自己的爱情。这带来了她对革命的立场摇摆，可以因为邝裕民的爱而投身其中，也可以看到易先生的爱而背叛任务。在“民族、政治、信仰”为中心的时代里，她的无政治立场，正说明了她对时代与社会的毫无兴趣。而结果，便是她被男性以理想之名而控制、牺牲的必然。
事实上，结尾处的二人对视镜头，是全片里贯穿首尾的手法：王佳芝看向邝裕民时，每每带有爱慕之色，并配合以她对后者的革命理想----抗战话剧，卧底行动----的进一步参与；邝裕民看向王佳芝时，则永远是一脸刚毅之情，比起情爱更多“信仰”。此外，作为延伸的”王佳芝注视“镜头，也出现在她看向外部环境的时候，她对其的漠然表情，是对于社会时代并无深度认知的表现。相反，在后续与易先生的段落里，她无数次地看向易先生，十足动容。这样一来，王佳芝基于对邝裕民爱意，逐步被引导向自己不关心的革命，而又因为对易先生的爱意而被扭转了方向，便得到了表现。
在电影开头，李安就给出了一组对比镜头。打头阵的是凶猛的警犬与肃立的士兵，在稳定的运镜中强调了其具备的高度力量，也暗示了肃杀的时代特征。随后，镜头切换到了大屋之内，女人们在打着麻将。她们谈论的话题，看似对社会有着极强的参与感，关于战争时期下的投机倒把，关于各家男人在汪精卫政府里的职权升跌，经济、官场无所不包。
然而，在一些细微的地方，李安却给出了暗示性的变奏：在文本层面，她们谈及“下馆子聚会”时，领头太太流露出对王佳芝的偏爱，而其他太太则对此产生了些许的不愉快；在镜头设计上，高速剪辑让节奏变得凌乱急促，呈现出极度的不安定，与此前对男人---甚至是社会地位远不如她们的男人----的镜头表现有着明显的力量高下之分；在象征使用上，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打着的麻将，在种种特写中随着台词而抛出，暗示了女人们的”大计划”其实不过是推牌九一般的轻浮。而引导这一切的，则是太太的一句明示：“你不会真以为男人们的大权都由我们在这里分吧？”
就这样一场戏，本片里的男女定位，已经确立了下来。比起真正融入环境、属于大时代一部分的男人们，女人对外部社会的关联看似紧密，客观上站在其中，主观上也有参与愿望，但实际上却是疏离的----她们并没有真正将”对社会的诉求“当成自己的最重要目标，虽然有所参与，但会因为私人争宠的嫉妒之心而乱了方寸，相比男人更加感性、冲动。这也正是王佳芝在片中的状态：置身于民族革命的漩涡里，也先当暗杀者、而后反水，成为了推动刺杀行动发展的最重要变量，但她最重视的却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对不同男人的爱情。
到了易先生出场，这种基调愈发地确定下来。他结束审问，走出监狱的时候，镜头回到了开头对男人卫队的稳定状态。易先生缓缓走出牢门，对手下从容吩咐，舞台化的顶光让他显得威压极强。而后，当他站在女人们身边时，上述的文本、象征两层表达也随之延伸-----他虽然站在画面一侧，似乎让出了力量感最强的中心，言谈上也颇为礼貌，但却拒绝了女人们的几个要求，不留下吃饭，也不坐下打牌；而“不打牌”，联系到此前麻将的象征意义，也说明了易先生作为男性的对大事态度，”不轻浮随意，真正地严肃“。对于大时代下的”身外之事“，男女之别体现无疑。
在这里，王佳芝和易先生的关系与力量对比，也开始展开。在爱情层面上，通过几个二人偷偷对视的镜头，我们已经看到了二人之间存在的暧昧情愫。然而，王佳芝的脸庞被明亮灯光照射，而易先生则处于昏暗之中。这让二人的表情清晰度区别开来，也引导出了整部作品延续始终的爱情关系倾向-----前半部里，李安基本上保持了对易先生的留白，他所做的工作，真正的想法，对王佳芝的感觉，都没有太多的正面表述，这让他的爱情态度始终处于迷雾之中，引人猜想，“是否真的爱王佳芝，是否发现了王佳芝的背后势力，是否想利用王佳芝”，爱情于他内心地位的不坚实表露无遗，或许有爱，但必不确定；而王佳芝，则是明确的“奔赴”。
此段中，王佳芝也展现出了自己与“事业理想”的若即若离关系。当她要去接头，在房间里准备时，身影两次出现在镜子中，而非明确的现实里。当她来到户外，看到街头动乱、武力压制的社会现象，也并未有太多反应，只是看着，让自己与大时代事件的疏离表现无疑。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佳芝在最后抚摸手镯的动作，被特写加以强调。这与此前牌桌上的“钻石”同属于珠宝要素，是与男女情爱直接相关的东西。女人通过比较钻石的大小，来较量男人对自己的爱慕程度，同步于牌桌上的麻将争斗，表现出了她们人生中“算计”的核心：与男人的情爱。这也是钻戒在片中的寓意。
而对于王佳芝来说，她的“算计”则更加复杂，是在计划资金的支持之下穿金带银、与易先生发展爱情的伪装，从而完成暗杀行动。在这个目标之下，手镯是王佳芝对自己的打扮，同时也是她的“伪装”，遮掩了原本----如回忆部分里不表演时的素面朝天-----的清纯朴素，对应着她在片中的“表演”设定。类似的要素，还有“香水”：在暗杀行动开始前，王佳芝给自己补喷了几下，让自己被香气包裹。
这些奢华要素，创造出了伪装之下、并不单纯的“爱情”。支撑“伪装”的，是男性同学的财富。这让王佳芝的爱情诉求带上了男性引导的意味----对邝裕民的爱情，需要配合他的革命理想，对易先生的爱情，需要邝裕民等人的支持，也会被易先生的事业追求而影响、决定。爱情的“伪装”，让王佳芝的爱情与男人的个人目标紧密结合，也代表了王佳芝在争取爱情时对男人的“伪装”，是她“表演者”设置的对应------对邝裕民假借爱国革命理想，对易先生则装作阔太太。同时，王佳芝对”奢华着装“的脱下，便代表着对朴素真心的回归，是单纯爱意的显露。最典型处，便是最后一次的性爱段落，王佳芝一丝不挂，沉浸在了对易先生的纯粹爱慕高潮之中。
而在暗杀行动之前，王佳芝触摸手镯，表现出了一丝是否要摘下的犹豫。这是有趣的一瞬间，它暗示了王佳芝对于易先生和暗杀行动的动摇。此时，她对易先生有爱，对邝裕民虽然爱情淡化，但明知他们暗杀汉奸的大义正确性，在二者之间犹豫。她被二人同时利用，引导着卷入本不属于自己的社会事件、时代理想，最终在这样的夹缝之中毫无出路：是否要接触“伪装”、拥抱自己真正重视的纯粹爱情，犹豫不决，手镯并没有被取下。
在电影里，她投身社会革命、“参与外部社会”的动机，也有所展示。无论是对男性司机的窥探，还是对街头警卫的偷瞄，还是打电话时因为男侍者带来的紧张“故意打错电话”，她都有着对男性的弱势心理表现，似乎在受到他们的引导与压迫。特别要提的，便是王佳芝打电话接头前看到的一幕----男人给女人开门，看似是女士优先的礼节，实际上却是一种男性对女性出门的引导。投身社会革命，让自己成为时代的改变者，并非王佳芝本愿，而是在男性引导力量下的所为。这也吻合了此前由“梁朝伟牌桌戏”定下的全片男女基调----表面上，是男性向女性的倾斜，内里的实质却是男性对女性行为走向的决定性主导。
男人在意的是对时代的理想追求，女人在意的是对男人的个体爱情，因此会被男人掌控、利用，实现对方--而不是二人共同---的目标。对于这一点，李安随后给出了更加明示的表达。他利用了“演戏”这样一个剧情设置点，并给出了王佳芝对待“社会事件”与“邝裕民”时，凝视神情流露出的不同。当王佳芝在咖啡馆里传递出接头暗号，影片开始进入了她的回忆倒叙部分，作为她此刻参与如此重要革命任务的动机追溯。此时，她望向玻璃窗外，行走的人流与回忆开始的军队人流重叠起来。这让社会事件代表性极强的军队与街头的人流对等代换，而王佳芝对他们的疏离，也由二者分居“现实”与“窗上影子”的构图而体现出来。这便是王佳芝的第一次“凝视”。进入回忆后，这种信息表达被对比性地再次使用：学生时代的王佳芝望向行走的军队，面无表情，而望向“手扶车栏，一脸感慨”的邝裕民时，则露出了微笑。时代事件与个人情感的孰轻孰重，已然体现无误。并且，在台词文本上，这一段里也有很明确的男女区分表现。对于”躲避战争逃亡香港“一事，学校男领导的视点是”广州都沦陷了，去香港有用吗“的忧心忡忡，真正关心社会，而王佳芝的女同学则是”这次有机会才能去香港，再也不会回来了“，对于社会战事全无认知，集中在自身对生活环境和未来发展的个体向往之上。
随后，从“女性关注自身情感”出发，该段落给出了王佳芝投身革命的进阶说明。在香港上大学时，王佳芝接受了邝裕民的邀请，入话剧社演戏，这让她与邝裕民的命运开始交织，提供了投入革命的前提，也让她学会了表演，拥有了进行卧底的基础。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她却与邝裕民呈现出了决然不同的革命热情----邝裕民高喊救国口号，强调必须上演抗战话剧，而王佳芝第一反应的“布尔乔亚戏剧”，却是被邝裕民坚决反对的“不合时宜”。邝裕民的特写，王佳芝的中景，让二人对待革命的信念高下立判。到了话剧排练的段落，她凝视着邝裕民，后者站在舞台上，带有革命志士的决绝表情，持续地朗诵出革命台词，脸部的强光凸显了他的革命理想，而她自己则站在阴影里，同样的台词被打断，对比之下显得信念完全不足。而她眼中的”革命者邝裕民“，也只是一个侧脸而已，暗示着她对后者理想的难以真正接收。
可以说，王佳芝的投身革命，不过是因为对邝裕民的纯粹爱意，将他的理想当成了自己的理想，冲动地应允他的要求与引导，仅此而已。在回忆的部分里，我们也可以轻易地看到王佳芝投身动机的全盘情感核心曲线：缺少父爱，而后父亲再婚，哭着看电影体现出的情感缺失扩大，而后由邝裕民的爱意进行弥补，因此无比强烈。从骨子里看，她只是一个重视自我内心、个体爱情的人-----在这个部分的几个画面里，即使已经听到了邝裕民所说的”布尔乔亚戏剧无用“论，她依然在《寒夜情挑》的放映场里感动落泪。而革命动机的虚化，也在第一场话剧戏里有所表现----王佳芝出演了保护士兵的平民，但在李安数个远景的强调之下，一切却都只是发生在舞台之上，是非真实的存在。“演戏”，对应了王佳芝此后卧底时的“表演”，暗示着王佳芝参与暗杀行动的“动机不纯”，将她通篇的革命理想都进行了虚化定论。
在本片里，李安频繁地使用特写，让男女的思想与行为构成对比，揭示二者对待革命的区别。在王佳芝于咖啡馆通报信息时，电影给出了她给耳后、手背擦香水的特写。而与之同步的，则是邝裕民等男性角色拿出手枪、整备武器的特写。同处于革命暗杀行动之中的男女，”武器“却截然不同：男人使用更冷酷的手枪，而女人则是激发情爱的”化妆“。相比起来，男性的武器无疑更适合于这个动乱的大时代，而在学校领导“躲到了香港又能怎样”的感叹中，大时代事件又成为了不可回避的存在，由此便决定了男性的主导地位。地位上的男女之别，也在王佳芝自述往事时有一定明示：他的爸爸带男孩去了外国，而对女孩的她则只是对弥留妻子的敷衍了事。
然而，情感化动机的”不纯粹革命源动力“，也势必引发王佳芝在暗杀行动中的立场摇摆、命运悲剧。对于这一干人等的命运，在话剧结束时电影已有表现：他们虽然唱着革命歌曲，慷慨激昂，但两个女孩的视线始终停留在邝裕民的身上，甚至两个男性配角也为了王佳芝而争抢她的烟，对于邝裕民口中严肃的革命话题反而兴趣寥寥，呼喝着喝酒。除了邝裕民之外，她们对待抗战救国的态度，都带有或多或少的个人感情因素。这让邝裕民对革命脱离情感的纯粹性，得到了反衬强化。
而更进一步地，当邝裕民提出“真正的投身革命”，暗杀易先生的计划时，女性角色开始呈现出相对更强的情感化动机。这个段落以“王佳芝登上舞台”开始，而后迅速被邝裕民叫上了二楼，商议暗杀计划。“戏剧”舞台到二楼“现实”的正反打，让王佳芝的空间移动带有了“进入现实革命”的意味----在邝裕民的呼喊“引导”下，她即将被动地迈入真正的时代事件之中。而她基于情感的“被动投身”状态，在随后的表决片段里体现无疑----男人们率先表态，慷慨激昂，而两个女生则是凝望邝裕民，随后才附上了手掌。特别是在段落的结尾特写里，王佳芝的手轻轻抚摸了几下，显然是对邝裕民、而非所有人的手。相对于“集体叠手”的革命热情，她更加重视的是对邝裕民的爱意表达-----为了让爱人快乐，她可以做任何对方希望的事情。
以个体情爱身入社会事件，以爱意目标对接时代理想，这是一种招致悲剧结果的错位。这种错位同步地体现在了邝裕民和王佳芝的身上。在“宴请易先生手下”的段落里，李安使用了暧昧、情感氛围浓重的“粉红色光线”要素。
首先，电影给宴请发生的饭馆二楼赋予了“情感化”的特征。连接上一段尾“抚摸邝裕民手”特写的，是男学生与邝裕民表兄划拳的手部特写，对接了两段里对比性的特质：女人参与计划的真情驱动，男人推进计划的虚情假意----看上去热烈的场面背后，邝裕民等人在欺骗表兄，而表兄最后意味深长地看向他们，也带出了自己对表弟的不信任。
随后，非情感的邝裕民下楼，走过了一片粉红色光线的楼道，去到了黑暗的街头。而站在那里的王佳芝，则凝望着二楼粉红色光线笼罩的某个妓女。对于粉红色的离开与凝视，对应着二人对于此时展开的暗杀行动的不同心态。而王佳芝的部分，则已然埋下了她之后的一切行为------为了对邝裕民的“粉红色”情爱，像妓女一样用肉体接近易先生，推进暗杀，而后又会因为对易先生的“粉红色”爱恋，在易先生或有意或无心的爱之“引导”之下，主动或被动地被“爱”控制，造成暗杀的失败。
在卧底行动的初期，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王佳芝被邝裕民爱意引导之下的效果。李安给出了一组王佳芝、邝裕民、其他同学的对比。第一次会面易太太的段落里，王佳芝先是与一脸坚定的邝裕民对视，获得了其革命精神的引导。而后，当“麦太太和麦先生”的表演开始，李安使用了一系列的镜头构图法-----正脸入画的王佳芝，与易太太游刃有余地应付陪笑；侧脸入画的“司机”和“麦先生”，由其半边脸露出的状态，暗示了“故作平静，却又紧张地忍不住注意王佳芝的应答”的心情；后背入画的邝裕民，与其他两个同学构成对比，对王佳芝显得极其平静。
更进一步地说，李安也借此让邝裕民变成了更微妙的存在。他对王佳芝此时表演的平静，一方面固然是革命信仰达到不惧生死境界的坚定，一方面也多少显示出了他对王佳芝的缺乏关心，这与此前铺垫的“其他男同学对王佳芝的暗恋”区分开来。这种坚定到冷漠的纯革命信仰，在此段的最后一个镜头中得到了强化----王佳芝在后座中陪笑应付，而前排的邝裕民则直视前方、面无表情，二者脸部打光的明暗对比，与此前排练话剧时邝裕民的打光一样，拉开了二者革命信念的力量差异。
在这一段中，王佳芝完成了出色的表演，比起此前跃跃欲试、且有舞台表演经验的男同学还要熟练。但是，支撑她的并非自身的信念，而是源自于邝裕民注视的爱意灌输：她希望为自己所爱之人的革命追求做出贡献。相对地，在她与易先生的首次见面时，她此刻对行动出色消化的“爱意”支撑力，也再次得到了呈现-----这一段里，易先生的脸部甚至没有出现在镜头里，结合王佳芝对易先生的注视特写，说明了她此时尚未对易先生有所动情，只是将他当作一个单纯的“目标”。对邝裕民的爱意并未动摇，对应着王佳芝在革命行动中的坚决自如。
进一步地讲，这里的女人们推牌九场面，与开头一样，揭示了女人们面对外部社会的实质性被动地位。她们谈论着香港的饭馆，带出了让易先生和她们一起去品尝的意思，但随着易先生的靠近，嗓门却逐渐放低，并在易先生开口的一句”别忘了明天请客“后僵死。围绕着”吃饭“，女人在表面话语权之下的弱势体现无疑。随后，当她们讨论起政府组建、职位升迁，易太太摸到了胡牌，这又是是一次表达-----她们讨论着事业浮沉，但其本质不过是麻将桌上的“成败”。这也正是王佳芝在这轮卧底初试中表现出的东西---看似自主消化了行动，实则受到邝裕民的引导。
对邝裕民和易先生的态度转变，随即发生，也成为了王佳芝对计划执行态度之变的关键。在易先生王佳芝与易先生第二次见面的前后段落里，电影给出了王佳芝眼中的邝裕民和易先生的对比。邝裕民这一边，依然是纯粹的革命信仰。在海滩上，当其他人争论着行动经费的开销时，邝裕民直言自己可以先去暗杀一个目标，展现出高于所有人的革命斗志。然而，王佳芝却只是在远处默默地看着这边的邝裕民，神色呆滞，且没有得到邝裕民的回望。在这里，她显然体察到了邝裕民的内心侧重：只有革命激情，而无爱情向往。而在后一段，一群人为了学习上流社会的交谊舞而欢欣鼓舞，二人似乎也都各自欢喜，融为一体。但邝裕民对王佳芝的目视，却依然只是在易先生来电、行动推进的时刻----欢喜的情感化气氛直接凝固，邝裕民望向王佳芝的目光，就此被剥离了”情感“，成为了纯粹的革命指向型。
而相对地，此时的易先生，则与王佳芝产生了”平等“的意味。紧接着”对邝裕民纯粹革命之心“的体察，王佳芝在下一段便遇到了易先生，后者露出了正脸，与第一次牌桌相逢时决然不同，暗示着王佳芝其后的内心变化：易先生给王佳芝挡雨、擦脸，无微不至，与此前对她没有私情交互的邝裕民完全不同。而后在牌桌上，易先生似乎也让出了男性此前持续的有力地位----正事被改期，参与了麻将，让自己”社会实际力量者“的分位下到了女性一般的”牌桌上空谈“级别；对王佳芝的买旗袍邀约欣然答允，悉听尊便，一反此前面对”吃饭“时的决定姿态。他退掉了女性难以企及的”在外面干大事的人“属性，成为了与女性平起平坐的状态，更加具有个体情感。他偷偷接下王佳芝的电话号码，王佳芝随即在牌局上赢了易太太，便是情感化的交互：他在私情上倾向于王佳芝，王佳芝则在私情上打败了易太太。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的邝、易对比中，王佳芝的立场倾斜就已经发生了，这也是她”革命之表，爱情之里“本质的又一次表现：会因为对邝裕民的爱慕而参与革命，也会因为邝裕民对自己的无爱情而失望，更会因为易先生对自己的有爱情而转变立场。如上所述，她眼中的易先生，是一个倾向于情感的男性，不同于邝裕民。然而，这只是李安在片中给出的一种假象。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掩盖了易先生的内心描写，让影片对他的定位更多地停留在王佳芝的第三方主观描述之中，创造出了情感化的假象。而在内里，他则从未被王佳芝改变过，依然是后者第一次见到时的那个人，对自己的事业关心大于爱情，对社会具有真正的影响力，远远强于自己会舍弃的女性。
在结尾易先生枪毙王佳芝的决定中，这一点当然得到了最大的呈现。而在那之前，电影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易先生和王佳芝首次约会的阶段里，易先生的”表里“就得到了一定的表现。首先是他对于王佳芝的暗中观察-----后者试衣拉起了帘子，他便去询问后者是否经常来这里做衣服；与后者一起吃饭，第一个镜头里的后者，也正在被他映在玻璃窗上的脸部影子偷偷观察着，打着一通内容不明的电话。他观察到了王佳芝在杯边留下的唇印，意识到后者不够上流的细节，也在送后者回家的时候最终没有入室，杜绝一切风险。
显然，易先生绝非王佳芝眼中所能看到的那个”爱情最高“的样子。而在王佳芝试衣服时，易先生也推翻了此前一度创造的”听任女性，陪同购物“姿态，强势决定了王佳芝的选择。相对地，此时面对易先生的王佳芝，则在此段的最后一个镜头里摘下了耳环。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瞬间，此前反复强调的”为了行动的奢华装扮伪装“，被王佳芝亲自解除，暗示着她对于革命行动的态度逆转，对易先生的”放开真心“。二人的力量对比，由此可得。
并且，在吃饭的段落里，李安也巧妙地操纵着二人的对话，让二人始终保持在力量对比的上下浮动状态，并让王佳芝心中邝、易二人的高下得到进一步呈现。一方面，他说着体贴王佳芝的软语，却又用”我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黑色“等话头，强势压制王佳芝的表达。而另一边，王佳芝对”麦先生“的抱怨，则分明指向了她对邝裕民的当前看法：不重视自己，只顾着外面的大事，”你们男人之间有话聊“。结合着王佳芝的迷离神态，延续自上一段”摘耳环“的真情流露状态，便非常明显了----对邝裕民的失望，转化成了对易先生的爱意。
而在随后，当王佳芝回到与邝裕民的交往环境中，对比则再次激化。易先生这边，他与王佳芝身处在自己”不喜欢呆“的黑暗中，送她回家，尽皆是信任与真情的流露。而对他有所企图的王佳芝，则是亏心一般地背对着他。而另一边的邝裕民，则依旧是纯粹的”革命“姿态，握枪对着王佳芝进入的门，随时准备射击。”对视“的手法再一次得到了使用：只有在践行革命理想时，邝裕民才会直视王佳芝，而易先生则如同站在门口那般，往往投来深情的目光。
如前所述，”性爱“，是本片的关键段落。围绕它，邝裕民也做出了决定性的举动，与王佳芝眼中的易先生拉开了差距。在回到公寓时，王佳芝对众人摆出的杀人动作嗤之以鼻，已然流露出了对行动的不在意。而当众人提出王佳芝色诱易先生的计划时，邝裕民作为”为了大事而毫无私情“的男性属性，攀上了另一个高峰。在王佳芝得悉此事的时刻，男人们先是离席，而后又在王佳芝得悉时被数次切到画面。他们决定了对女性情爱的功利性使用，让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做出牺牲，却甚至不愿意亲自向对方做出说明。而”邝裕民背对王佳芝“的镜头，此时也第二次出现在片中，同此前在车里时一样地，表现出他对于情绪动摇---第一次是初次伪装，这一次是出卖肉体----的王佳芝的不够在意。他对王佳芝或许有感情，但这却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而后，李安给出了与此后易、王性爱完全不同的性爱段落。王佳芝与男同学初次体验性爱，目的是为了对易先生的伪装，代表着爱情在男性理想前的被牺牲，而非王佳芝爱情的高潮，于是她的反应也是麻木的，而象征"去除伪装，真心流露“的全裸也并没有正面出现，而是全程裹在了被子之中。酿成这一切的邝裕民与易先生在王佳芝眼中的爱意高下，就此分出。
对于易先生，王佳芝此时尚处于摇摆，认为他对自己仍有防备，但也感知着他的有情。而随着邝、易二人在私情表达程度上的进一步分化，王佳芝的摇摆也将逐渐放缓。”香港“到”上海“的舞台切换，是标志性的转换节点。在香港部分的最后，王佳芝的爱情转移被彻底明示，革命”被男人引导“的被动性也同时明确。当她与男同学为了暗杀而做爱练习时，裸体始终被裹在被子里，且回避着对方关于自己反应的问话。而当她期盼着见易先生，积极地化妆准备，便直接在窗前展示了裸体，与此后与易先生的性爱一般无二。她无视了邝裕民吃早饭的邀请，却背对着他接起易太太的电话，数次表达着与易先生见面的愿望，也在后者即将搬往上海、易太太数度拒绝自己的“维护爱情地位”意图面前，真情流露地黯然神伤。她的悲情与后面邝裕民的僵硬，构成了“爱情失意”与“暗杀失败”的对比，并在最后对“前者处于前景，后者处于后景”的浅焦镜头中，由身形的清晰与模糊而进行表现。
到了杀死表兄的部分时，男人们因为暗杀行动、事业升迁而互相厮杀，女人们则在回避着这一切----女同学站在一边，王佳芝更是隔着窗子。但是，女同学哆嗦着拿起手枪，王佳芝面前窗子被打斗破坏，暗示着她们在男人“引导”下的“卷入其中”。当王佳芝与邝裕民的又一次”对视“出现，她彻底对邝裕民死心。后者杀死了表兄，一脸血污，狰狞的表情已然不是起初那个激发自己爱慕的少年。这一次对视中，王佳芝终于彻底明白了自己与邝裕民的本质不同，明白了自己被后者以爱意引导的事实。爱情彻底破碎，王佳芝也第一次从邝裕民视线中移开目光，主动结束了与了后者的对视。
这些都标志着她对易先生的彻底倾倒。她将后者当成了有爱的男性去依靠，而邝裕民的革命理想，也埋下了被她彻底抛弃的种子-----此后追到上海的行动延续，更像是是王佳芝希望再见到易先生的所为。
随着场景从香港切换到上海，一切要素也都得到了极端的激化。王佳芝对易先生的爱情，邝裕民对王佳芝的引导，易先生对王佳芝的支配，以及上述的各种表意手法，都有了更强化的展示。
开头的场景，便是对香港部分街景的升级。对于社会动荡样貌的呈现，从警戒的警察、经过的士兵变成了被处决的尸体、武装的日军。而王佳芝则对此并不注视，只是站在一边，看着自己手上买到的小米。随后，当她回到家中，“麻将”再次出现，而女人们打麻将的房间仿佛封闭独立，屏蔽了外界的惨状。她听讲日语课的时候，也并未有所抵触。这几段开场，便强调了王佳芝在香港部分结尾的状态：她并不真正地关注社会大事、民族大义，只关心自己的吃饭与学业，希望顺利毕业后去英国找爸爸。而此时出现的女人们，也同样隔绝于外部社会。
然而，男人对她的引导，让她终究无法回避“大义”。与香港部分同样地，她又看了“小布尔乔亚主义”的好莱坞爱情电影。但比香港时更激烈的是，这一次电影放映直接被打断，开始播放日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片子。王佳芝的纯粹私情，就此被民族大义干扰了。这一点也随之来到了剧情的层面。邝裕民重新出现，将她引到了国民党特工组织。
此时，王佳芝在大义与爱情之间的夹缝状态，有了升级版的回归-----想要接近易先生，找回自己的爱情，便要接受大义赋予的暗杀任务。“伪装的爱情”作为夹缝状态的表现，再次出现了：王佳芝接受了一系列的特工训练，默记了假身份的各种信息，就像上级所命令的那样，“让我看看麦太太”，更好地伪装成了麦太太，而这一切的目的是接近易先生，反而是为了追逐自己的爱情，暂时不顾自己任务最后的收场。
王佳芝的这种状态，是“奢华伪装下、执行男人意图的爱情”，是男人引导下的存在。因此，在上海部分的第一阶段，电影也给出了男性对女性的强力作用。王佳芝对邝裕民说，“我们都付出了代价”，点明了自己爱情被后者出卖肉体后的破碎。但这一次，她依然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她交给上级的家信，被后者直接烧毁，抹杀了亲情表达。她与易先生重逢，似乎获得了后者的接纳，但后者的守卫在面上应承她后，马上下楼，似乎背后别有活动。她与易先生在卧室独处，似乎暗生情愫，但她正面以镜中身影入画的构图，却与现实里的易先生区分开来，后者最后更是走出了画面，留下王佳芝一人。
而如果我们把对象放大到“女性”，易太太等人的被支配也有所表现。三人早餐的段落，易先生干脆地逆反了易太太“不要喝茶”的建议，懒得说话地直接喝了一口，以行动拍板。与之结合地，全景里的王佳芝和易太太坐在一边，易先生独自一边，让场景的阵营划分不是“有外遇爱情的王佳芝与易先生一边，易太太一边” ，而是以性别分边。进一步说，易先生夫妻对面而坐，侧身入画，王佳芝则独自背对镜头，面对空气。这让王佳芝与易先生的关系甚至远过了易太太，暗示着她始终被易先生警惕，最终被抛弃的结局。而女人们一起听评弹的时候，镜头也数次给到了窗外巡逻来回的警卫，着又是对电影开头“屋内打麻将，屋外做警戒”的升级对应----女人谈论着各种大事，但事实上却是被男人环绕着，这一次甚至距离更近。
上海的段落里，王佳芝的爱情意图更加激烈，而男人对女人的影响与支配也加剧，这必然带来王佳芝结局悲剧性的升级，从失去爱情到失去生命。这种升级的典型表现，便是性爱要素的使用。香港段落里，王佳芝在遮蔽裸体的情况下，被邝裕民的大义强迫着做爱，毫无快感。而与易先生的第一次性爱，我们看到的则是“男性强迫”的升级。王佳芝想要脱下旗袍，露出裸体，也试图用“坐下”的命令支配易先生。同时，王佳芝被易先生接到密会场所时，司机为她打伞，也呼应了她对易先生初萌爱意时的雨天片段。这都是“爱情”与”女性”的强化。
但易先生的反应，却是粗暴的压制，从行为上的捆绑与抽打，到象征性的“不脱旗袍”。这个处理，对接着王佳芝此时在这段关系中的悲剧：她想要纯粹的爱情，但仍然只能保持大义行动下的伪装，也被易先生当成了审问对象一般的革命者，拷打一般地性虐。这一点，在她看到易先生的画面就有所暗示----易先生的影子突兀地出现在窗户里，就像二人第一次约会时，易先生打着电话窥探王佳芝的面庞，带有不信任感。
二人第一次性爱，给了这段关系以“男性支配女性”的初定义。而性爱处理的变化，裸体的出现、性虐的结束，则让关系有了积极的转变，并在最终被破坏殆尽，否定一切意义。
“香港”到“上海”的切换，是人物夹在爱情与理想之间的痛苦升级。这不仅体现在王佳芝个人身上，而同时作用于她和易先生双方。第一次的性爱，是王佳芝被支配的结局。但二人的交互并未停留于此。在爱情之下，王佳芝有着一些对任务的摇摆。而易先生也在“冷酷支配”之外，流露出了更明显的私情成分。围绕着爱情与大义，二人都有了对向的些许动摇，呈现出了同样的纠结。
本阶段里对“任务状态”的定性，正是对此的具体化表现。王佳芝说出了她与易先生在情爱关系中的“戏假情真”，真实地给予、承受痛苦。于肉体之外，王佳芝的痛苦来自于被易先生的“钻入”，是爱情感受的折磨，易先生则是工作生活中“处决旧识”、应付妻子的醋意等压力。这让他们的虚假关系带上了非常真实的交互，并最终产生真切的心灵共鸣。执行任务的王佳芝，面临的正是任务本身的“真情”与“假意”结合，她描述的自身痛苦，也正是完成任务的艰难，必须要压制住自己的真情。这也正是小组领导暴怒离场的原因----他称“妻儿被杀也要为了任务不杀易先生”，宣扬着特工的杜绝感情，但王佳芝让他看到的，正是自己全力压抑着的内心仇恨。
到了这一步，真假结合的卧底任务，已经成为了王佳芝-----乃至于所有特工----夹在真情与大义之间状态的表现。而王佳芝描述的痛苦，则是其摇摆状态的结果。而易先生的真情一面流露，一方面让她在共鸣中愈发难以自拔，一方面也给予了片中男性的纠结与摇摆----仅仅出场几次的小组领导，都被赋予了这样的形象。
王佳芝与易先生的第二、三场性爱场面，正是对此的典型表现途径。第二次性爱之前，王佳芝试图进入易先生的办公室，并检查了窗外的巡逻人员，是执行任务的一面。然而，当她听到“易先生去了南京”后，萌生了自己被抛弃的醋意，又有了爱情一面的失落感。此时，她的身影先出现在镜中，而后上楼，离开了镜子空间，暗示着她“伪装”的解除。
有了这样的先行铺垫，第二次性爱段落本身，则是伪装解除、真情上风的具象。她佯装收拾行李、返回香港的行为，混合着为了任务的勾引与引发挽留的真情，而擦掉口红则是对“伪装”的解除。同样的解除也发生在了“从旗袍到裸体”的变化中，而二人的体位也逐渐从男上位变成了二人平行，象征着王佳芝的爱情从“被男人引导、支配”到平等实现的变化。而在易先生一边，他不满于此前听到的王佳芝离开上海之事，在言谈中有了更明显的私人表达。在这次性爱中，他此前“对王佳芝暗中观察，别有考虑”的状态大为弱化。多次作为“男人对女人的笼罩”表达的外部巡逻者镜头，也只是在性爱开始时出现，随后迅速消失。爱情的成分增加，从而与爱情为重的王佳芝变成了力量对等的关系。
而第三次性爱，易先生与王佳芝的摇摆纠结再明显了一步，更加具体。王佳芝潜入办公室，易先生则警告了她，二人以“非爱情”的侧面开场。但是，二人马上开始争论易先生去南京的事情，王佳芝大发醋意，易先生无奈解释，情感侧面出现。随后，在性爱发生的段落里，两个侧面的交织愈发激烈。易先生一边诉说自己处决旧识的工作，一边抚摸王佳芝的私处，王佳芝的身体受制于他。这是围绕“解决特工与被杀风险”的“非爱情”侧面，是王佳芝被男性支配的表现，但同样也是易先生内心苦楚、王佳芝体会其心的爱情交互。此前，王佳芝在办公室里看到了易先生就职于重庆政府的照片，为此时的体会提供了前提。而在床上的片段，二人反复的上位争夺战，王佳芝看向易先生的手枪、捂住易先生的头（暗杀行动的暗示），最后的相拥，让这段情爱高潮在两个侧面之间反复摇摆，不停痛苦，并在最终归于爱情。
可见，电影串联起了几段性爱段落，创造了两个侧面反复切换、复杂混合的表达效果，逐步展示了王佳芝与易先生在爱情与理想之间的摇摆。性爱的痛苦，对接了二人在摇摆中的纠结，而第三次性爱结尾的平和，则给出了一个暂时的结果，让易先生在冷酷、有感情的阶段后，似乎归于爱情为上的结局。对于结尾易先生的下令处刑而言，这无疑提供了一种可信度极高的假象----是对观众的，也是对王佳芝的，让她沉沦其中，不可自拔地在最后拯救易先生，放弃自己的生命。
有趣的是，在这个阶段里，电影用邝裕民暗示了男性在摇摆后的最终选择。也有了对王佳芝处境的更多情感反应，会在领导继续要求王佳芝出卖肉体时愤怒。但最终，他回到----前半部里有所运用----粉红色的电影院里，对王佳芝表达关心，相比留恋易先生而坚持任务的王佳芝，他终究是离开了这个环境。事实上，小组领导也是如此，并非对仇人没有私人情绪，但终会压下愤怒，执行任务。
男性并非没有私情侧面，但他们必然会在摇摆后选择“大义”，抛弃私情。这也将是易先生在影片结尾做出的决定。
在结尾来临前夕，电影将王佳芝的两个侧面以最明显的方式对立起来，通过她对易先生和邝裕民的认知态度，几乎是逼迫她做出选择。
王佳芝前往酒馆约会易先生，穿过了日本军人的房间，进入易先生独处的环境，随后将门关上，隔绝了走廊里的军官。这一系列细节，将易先生成为了脱离社会属性的存在。而在台词互动中，易先生表达了对日占即将崩溃的预判，让他首次流露出对信仰的动摇，以及相对更私人化的情绪。王佳芝唱歌慰藉，易先生在“郎有情妹有意”歌词下的拭泪，让二人的关系完全倒向了“假戏”里的“真情”----王佳芝真心安抚，易先生更有了对仕途与婚姻的双重无奈，无法脱身倒塌的官场与乏味的妻子。
而另一边，邝裕民则成为了王佳芝眼里的“大义”。他担心王佳芝的安危，试图拥吻，却被无情推开，易先生的信件掉落在二人中间，暗示着易先生的存在对二人关系的关键阻碍作用。王佳芝的“三年前你原本可以的”，将她与邝裕民的爱情关系完全否决。
于是，在暗杀行动来临的节点上，王佳芝不得不在易先生和邝裕民之间选择一边，无法继续两边摇摆地拖延。电影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要素：易先生交给王佳芝的东西。在邝裕民等人看来，易先生的信是必须慎重以待的未知，而易先生则是让王佳芝去取定情信物一般的钻石----开场便被赋予了“爱情”定义的存在。“大义”与“爱情”，围绕着钻石和信件分化开来。王佳芝两次进入的珠宝店，正是她站到二者夹缝之中、面临终极选择的具象-----先自己，后与易先生一起，两次进门前，她都看到了紧张盯梢的邝裕民等人，在店内则看到了易先生定情的钻戒。
这一切都对接到了结尾的表达。王佳芝做出了最终的抉择，让易先生逃走，抛弃了所有关于“革命””信仰“”改变社会“的东西，也就此放弃了与邝裕民一侧的所有内心联系。然而，这样做的代价，便是她的悲剧性宿命----被邝裕民引导入行动，让她在社会层面站到易先生的反面，只能以“伪装”的姿态追求爱情，而一旦伪装暴露，便会被易先生抛弃。李安用了一组镜头，拍摄易先生飞奔下楼、出店、逃离的全过程，强调了他对王佳芝的抛弃。
更关键的是，在这一场戏里，王佳芝想要摘下钻戒，却被易先生阻止，随后才情难自已地拯救了易先生。摘下的动作，是她拒绝爱情、选择大义的最后一次犹豫，但却被完全倒向爱情的易先生坚定地打断了，她对易先生爱意有了深度感受，彻底推着她倒向了爱情。而“钻戒”相对于其他奢华装饰的意义也有所不同，摆脱了单纯的“伪装”，蕴含着二人的真爱，对应着“假戏中的真情”，成为了二人悲剧的象征。
进一步地，当她张皇地走在街上时，这一幕无疑对应了开头段落的”注视街景“。此时的街景，先是与电影开头一样地混乱，呈现出”社会动荡“的大背景状态，而后却落到了一个女人的”我还要回家煮饭“之语。这个切换则是对上海部分开头的对应-----尸体横陈、日军巡逻的街头，王佳芝眼神飘忽地漠然走过，只将目光聚焦在了卖米的小贩身上。在她眼中，“吃饭”的个体生活大于“时事”的时代环境。同样的表达，还有让她初步恢复平静的车夫----旋转的风车是给孩子的，即将回家吃饭的车夫笑脸相迎，他带给了王佳芝自我认知的明晰，自己是一个以小个体幸福为追求的人罢了。
此时，看到车夫和“煮饭”的王佳芝，也不再张皇，转而露出了笑容，镜头随即停留在她并未摘下的钻石、取下未吃的毒药之上。这意味着她最终对于自身本质与结局的接受。作为女人的她，真正关心的只是回家煮饭这样的小事而已，更多关于自己的个体情感。
并未吃掉特工应该服用的毒药，意味着她此时对于大义者身份的完全放弃，彻底拥抱了私情的一面，并迎接相应的惨淡结局。而象征”爱情”的钻石并未被摘下，则是她最终的选择与自知，随之坦然接受了自己被男性大义引导、的悲剧结局。
在表达王佳芝对悲剧的自知与接受时，电影使用了丰富的手法。除了上述的“车夫”与“做饭”之外，她看到了服装店里穿着奢华的假人，那是同样穿金戴银的她的同类，一样地无法摆脱“虚假”。车夫和她一时沉浸在小家庭的幸福里，但街头终究有警卫，人力车最后也被封路逼停。同样地，在片中的各个阶段，她也要不断地听到外部社会的事件，并为之影响，被迫逃到香港，也无法前往英国寻父。随后，镜头闪回到了她初次被邝裕民叫去商量行动的时刻，从那时候开始，她对邝裕民的爱意便开始将她推向了“爱意被引导利用”的状态，悲剧结果不可改变。
因此，她才会从张皇转而苦笑，不再恐慌无措，而是意识到一切的必然，无奈接受。类似的笑，也在与易先生的第一次性爱中出现了：在非裸体的伪装，被当成革命者的性虐后，王佳芝却露出了微笑，隐含着对这种“被大义笼罩的伪装爱情”状态的接受----在她看来，想要追逐自己的爱情，也只能这样而已。
在结尾中，王佳芝对邝裕民的对视，也就此出现。邝裕民对她露出了微笑，依然是革命牺牲的大无畏。然而，她对邝裕民的转头不看，则对应着香港部分结束时的“不看”，主动结束了对视，象征着她对后者”纯粹大义理想”的拒绝。因为对男性---邝裕民与易先生----的爱意，她被对方的宏大追求而必然地导入了深渊，跌入了行刑场的那个坟墓。
而男性，或许并非无情，但终究是以事业为重，牺牲了自己并不重要的爱情部分。
电影的最后，李安给出了非常出色的表达升级。在王佳芝这一边，她对邝裕民的低头不看，除了上述延续全片“对视”表意的内容之外，还有着独立的第二层表达效果。她低头时的表情带着愧疚，是对邝裕民大义背叛的反应。这让她在“爱情”之外的“社会性”侧面得到了强化。在此前的剧情中，王佳芝也确实深度地接触着时代的动乱。此时，王佳芝的层面更加丰富，成为了“爱情”与“大义”的中间存在，在不可解决的纠结中倒向了爱情一边，而纠结带来的痛苦，倒向爱情后被男性利用、舍弃的惨淡，都将王佳芝推向了眼前的大坑，人生的黑洞。
而在另一头，男性也有着同样的多层面升级。邝裕民对王佳芝的微笑，不同于此前每一次对视的凛然，而有了一丝私情意味。他对王佳芝的态度，同样是在爱情与大义之间的纠结选择，只是最终倒向了后者，让爱人出卖肉体与生命。而更重要的是，易先生解除了贯穿全篇的“非情绪呈现”状态，首次有了明确的私人化表现。在后半段，电影用了很长的篇幅，逐步深化了易先生向爱情侧面的转变，却又在结尾推翻了这个转变。最终，他依然是冰冷的，面对着象征自己与王佳芝爱情的钻石，只有瞬间迟疑，但马上否认了它”不是我的“，并麻利地签下了行刑文件。而当回到家中，他也强硬地打断了妻子的唠叨，命令她离开，保持了对女性的支配地位。
与王佳芝相同，易先生在结尾也面临了“爱情”与“事业”的选择，而他则做出了对后者的选择。爱情并非不存在于他的心中，但在纠结之后却会被放弃。易先生与王佳芝，在后半段中一度走向了并立，而后又倒向了截然相反的一边，揭示了男性与女性的天然不同。
如果我们离开易先生这个具体任务，将考察对象上升到男性与女性的层面，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表达。借助易先生秘书的说法，他们早已掌握了情况。在行动前后，倾向“大义”的盯梢者，并非只有王佳芝可见到的邝裕民等人，还有着此前多次出现于背景里的汪伪人员。这种表面之下的潜在要素，也对应着警卫团队始终隐约存在的“算计”。前半段里，易先生本人对待王佳芝，看上去是爱情，却又有着细节片段上的别样暗示，似乎对王佳芝另有谋划展开。到了后半段，算计王佳芝的则从易先生本人变成了他周围的男性工作人员。在后半段中，王佳芝屡次与易先生独处，看似排除了前半段里围绕自己的男性警卫，但实际上他们却从未消失，始终在暗中掌控着她。
当易先生回到家里，电影首次给出了他在麻将室外面的独处状态，看到了他远景中被夹在楼梯门框间的逼仄。在每一次的麻将段落中，易先生都会直接出现在屋子中，只有他对于女人之事的漠不关心、一语决定，屏蔽了所有的情感表达。而他的首次出场，也正是公务的监狱场景。与王佳芝的相处部分，虽然相对私密，但他对后者的悄然观察，也表现出潜在的不信任，理性冷静远大于情感投入。然而，在最后，他终于有了情感化的表达，先在钻石前犹豫一秒，而后在繁杂的个人生活中逼仄，尽显疲惫，最后更是一度流连于二人性爱发生的床榻。对于自身生活的疲乏，激发了他对王佳芝的激情爱意。
在结尾，电影对男女做出了同步的升级。女性对“大义”的拥有和放弃被强调，而男性则有了私人感情的呈现与抛下。王佳芝跌入了行刑场的黑洞，而易先生，也只能在黑白分侧的卧室中明暗不定，随后在这般纠结后做出痛苦的选择，关上卧室的门，熄灭床铺上反射的灯光，将他与王佳芝的激情关入黑暗。关闭的卧室，便是易先生的黑洞。
爱情并不是女性的全部，事业也不是男性的唯一。这样的多层面形象，让电影呈现的男女不似普通同类作品的符号化。但是，男女都将做出必然的抉择，并迎来各自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