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现在普遍追溯到1900年1月30日梁启超写的一首长诗，名为《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而且梁启超自己给诗写有注释：
“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1邻相望2。厥名河流时代第一纪，始脱行国成建邦。衣食衎衎郑白沃，贸迁仆仆浮茶粮，恒河郁壮殑迦长，扬子水碧黄河黄，尼罗埃及河名一岁一泛滥，姚台3蜿蜿双龙翔……
（作者自注：1.侯官严氏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2.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3.姚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皆安息大河名。）”
这首抒情诗中还提出人类文明经历三个时代：第一是“河流文明时代”（四个），第二是“内海文明时代”（包括古典希腊），第三是为“大洋文明时代”。
这其中包含的历史知识，可能是引用或借鉴梁启超所见过的外文读物，这点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回到语境和时代背景上看，梁启超无疑是引领时代的先行者，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新中国”“中华民族”、“民族主义”、“文明古国”等概念，基本都与他脱不了干系。
在1900年的中文世界中，提出世界上有几个古文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今人可能已经无法想象。列出以下几点供大家参考：
1.中国传统文献（如《尚书》《周易》）中，“文明”一词基本含义是指通过文治教化所达到的理想境界与和谐状态，更多是对自身社会的反思，很少用于表述现实生活中的华夷与文野之别。与之对应，晚清以前流行的是一种前现代式的循环历史观，认为古代尤其是三代是理想的黄金世界，这一观念，直到1920年代古史辨运动兴起才彻底打破。
与很多近现代词汇来自日本一样，真正将civilization意义上的“文明”一词介绍给中国的，是当时出使日本的黄遵宪，他1879年出版的《日本杂事诗》其中有一首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新闻报纸的诗与注：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
新闻纸山陬海澨无所不至，以识时务，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皆藉以达，故又有诽谤朝政、诋毁人过之律，以防其纵，轻则罚锾，重则监禁，日本皆仿行之。日本新闻纸申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则曰开化。
但事实上，戊戌之前“文明”一词还很少被熟悉西方的国内知识分子使用（包括黄遵宪也在避免），因为其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阶梯文明观”——只有欧美基督教国家才称得上文明（Civilized nations）；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属于半文明国（Semi-civilized nations）或不开化的蒙昧国（Barbarian nations）；其余的人，都是野蛮人（Savages）。
中国真正感受到列强的冲击和自身文化优越性的消失要晚到甲午以后。因而在当时，维新派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古典进化论来激励国人自强救亡是流行思潮。以“文明”来表述西方“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至此才得到一定传播。梁启超本人在《文野三界之别》（1899年9月15日）中引用说：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我国民试一反观，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兴矣！
2.但是，呈阶梯状进步的文明观是以欧洲为本位的，所以要中国化就总有方凿圆枘之感——我们到底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不是接受“文明”就意味着自居半开化甚至野蛮？
最终回答这个梁启超之问，还是依靠：1.梁启超本人发明或引入的中国为文明古国的观念，此后文明可以区分为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2.泰勒提出、摩尔根继承并精确化、最终通过马恩著作引入并确立为经典的文明观+3.中国自身的独立+4.中国考古学夺取了在文明起源问题上的话语权。这样，就把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拉回到几乎同一“起点”上来。
摩尔根从技术角度将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递进的阶段：蒙昧阶段以弓箭、用火和制陶为代表；野蛮阶段以农业和冶金为代表；文明阶段以文字为代表。虽然后来根据考古发现修改一些细枝末节，但框架不变，这就是我们从初等教育中习得的正统文明观的源头。只有在这种文明观下，才会产生类似“古代文明”、“失落的文明”这种概念，产生研究“古代文明起源”这种问题。
3.回到梁启超写诗的1900年，当时中国大陆境内尚未开展考古工作。
当时王国维（1877-1927）还没涉足甲骨学。他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将商确立为信史是1917年，高调公开提出“二重证据法”要晚到1925年。
当时瑞典人安特生（1874-1960）还没有来过中国，更未表现出任何对于考古学的兴趣。后来他发现周口店是1918年，发掘渑池仰韶村是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才终结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开端。
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上古史的认识，要么还是保守盲从文献，要么激进到出于政治目的宣传汉族西来说。产生于十六七世纪过于遥远的埃及说暂且不提，十九世纪末，法国人拉克佩里（T. de Lacouperie）《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一书认为中华民族系由巴比伦之巴克族东迁而来，并找出双方在文化上大量相似之处。1899年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进一步发挥拉氏之说，列举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在学术、文字、政治、宗教、神话等方面相似者达七十条之多。1913年英国人鲍尔（C. J. Ball）作《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也持此说。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国人，因为当时排满情绪高涨，西来说风靡一时，包括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章炳麟《种姓编》，刘师培《国土原始论》、《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立国篇》、《种原篇》等，皆赞同此说。今人不必对当时的人有过多苛责，用陈星灿先生的话说：“实际上，中国文化西来说与本土说在学术上差不多一样浅薄，都没有可靠的考古学上的证据。”
4. 回到1900年，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考古是什么情况？
埃及不会引起歧义，不赘。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埃及从1882年起已成为英国殖民地。
先看英属印度。以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要晚到1924年约翰爵士在《插图伦敦新闻》公布后，才为世人所知。此前无论是1913年巴雷特的《印度古物》，还是1922年出版的《剑桥印度史》，都完全找不到任何能证明前吠陀时代存在文明的东西。所以梁启超1900年诗中提到的印度，只能是古典印度，而非后来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哈拉帕文明。诗中出现的印度的河流名，明明白白只有恒河。
再看奥斯曼帝国。首先要明确，现在我们视为两个文明的“古希腊”和“古巴比伦”，在当时都位于同一主权国家境内（即使失去巴尔干之后，土耳其小亚细亚部分也有“古希腊”的遗址）：
奥斯曼帝国西部，整体上是先发现迈锡尼文明（以及更早的安纳托利亚文明），后发现克里特文明。而且，与现在很多人的认识不同，克里特文明一发现就马上被政治利用，成为希腊文明的最早代表、甚至成为克里特独立的证据。比如1894年发表《克里特象形文字》的伊文思爵士就说：
“对克里特岛来讲，最早的希腊传统可以追溯到它最初作为神圣法典的故乡和海上霸权中心的那个时代。从第一个希腊人定居的时代开始，这里的居民就是与欧洲人属于同一种族，操同一种语言，有着同样的独立精神……”
不过考虑到伊文思发掘出大名鼎鼎的“米诺斯”王宫是在克里特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去的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1901年这个轰动性消息才见诸报道。1900年在日本的梁启超可能并不知道伊文思的发掘成果，更不会了解克里特文明是迈锡尼文明的渊源。这是他没有把古希腊列入古文明祖国的主要原因，次要原因是希腊没有什么大河，当然与他的河流-内海-大洋文明三段论不合。
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在土耳其Hisarlik遗址的发掘始于1871年，工作成果于1874年问世，而且很快就由德文翻译成英文、法文，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一般公众层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丹尼尔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所述：
梁启超是最早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如三期说）和田野发掘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介绍给中文世界的学者（1901年出版的《中国史叙论》中就有相关内容），而且掌握日文，日本近代考古学产生于1870年代，到19世纪末已有相当规模的学术团体，翻译外文资料也不慢。如果说1900年的时候（谢里曼已经去世十年），梁启超还对谢里曼在小亚细亚发现的青铜文明毫不知情，是说不过去的。梁引用严复的考证说“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显然对历史细节了解不多，但也不比同时期一些学者更离谱，比如19世纪末还有人相信迈锡尼文明是凯尔特人、哥特人、匈奴人的遗物，甚至认为是属于拜占庭时期的，现在看来当然很可笑。这是因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合适的绝对年代测定方法，跨地区相对编年的方法也不成熟，如皮特里对迈锡尼和埃及陶器的交叉断代，差不多要晚到夏鼐去留学时才被中国人所熟知。
个人觉得梁启超之所以拿小亚细亚与中印埃并举，主要是因为谢里曼的考古发掘成果，而且在他看来美索不达米亚与小亚细亚是同一“祖国”的，没有必要再把当时已知的古巴比伦或亚述拿出来单列。而且，诗中列举河流名称时“姚台”并举，注释为“姚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皆安息大河名”，显然即今译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所以小亚细亚归入河流文明毫无问题。
最后总结一下，当然以现在的标准看，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在1900年的时候都没有任何能与埃及、两河流域、爱琴地区相提并论的古代文明的考古证据；到1929年梁启超去世的时候，印度河流域也有了考古证据，而黄河流域才刚露出一点苗头。
但是，要害不在于这种说法始于谁、最初是否成立，而在于梁启超的一首诗（并非专业著作）中的提法会被广泛、持久地传播和接受。梁本身不是专业历史学者，而是政治家、思想家，从历史发明家或预言家的角度看，他是很成功的，他对过去的形塑真切地改变了未来的历史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