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与辽朝所奉行的文化政策有关，辽朝统治者似乎对本国原创的独特文化采用严格限制的策略，也就是所谓的“书禁”政策，私自携带辽朝原创书籍出境如果被抓获，是可以处以极刑的。不仅仅是书籍，辽朝本土铸造的少量填充市场需求的货币，例如“千秋万岁”钱，原则上也是禁止出境的，只有极个别钱币在辽宋互市过程中以纪念币的形式被宋朝商人带回宋朝。辽朝境内的市场直接使用宋钱，而不进行回收改铸。
虽然辽朝也将一些汉文文献翻译成契丹文，并且编纂过《契丹藏》，但目前发现的辽代佛经都是汉文的，完全没有发现契丹文佛经的踪迹。
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银质金字牌，1998年发现于河北廊坊）
著名的黑水城遗址发现大量的西夏文书，其中还有少量藏文、回鹘文、女真文、粟特文、蒙古文文献，但就是没有契丹文资料，可见辽朝书禁之严，西夏虽然受到契丹文影响创制西夏文，依然很难获取到契丹文的文书。
辽朝统治者之所以坚持采用这种文化紧缩的政策，可能也是与契丹人的二元体制有关。辽太祖虽然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会了汉语，但他从不在族人面前显露。契丹文字创制后，主要是在契丹上层贵族内部使用，除了契丹化较深的韩氏家族有人使用契丹文，大部分居住在辽朝境内的汉人并没有强制使用契丹文，而是继续使用汉文。普通汉人和契丹人由于语言文字不通，多少存在隔膜，这样辽朝的贵族就成为沟通汉人和契丹人的桥梁，便于统治。
契丹文或许在军事上可以起到类似军事密码的作用，使得与其他政权进行交战的时候，便于传递信息而不被敌人截获破译。
辽兴宗重熙十年（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辽朝官员赵英叛逃至宋朝，向宋朝朝廷提供了大量辽朝机密，包括契丹文字。赵英后改名为赵至忠（有的书写作赵志忠）。赵至忠虽然受到了宋朝政府优待，却没有被重用，可能也是宋朝官员很少接触到契丹文资料，无法判断赵至忠提供的内部情报的价值。
但是赵至忠叛逃后，辽朝则加强了对官方档案的管控。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契丹小字墓志铭是重熙二十年的，距离赵至忠叛逃不过十年，契丹小字的推广使用可能也与此事存在一定的关联。
总之，辽朝的书禁政策限制了契丹文字的推广和传播，乃至于辽朝灭亡之后，其他王朝诸如宋、西夏政权都没有多少契丹文资料备份。
金朝曾经借用契丹大字创制了女真大字，很多字符是直接承袭契丹大字，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延续了契丹文的使用寿命。金朝统治下的契丹人在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诏罢契丹字之后就逐渐停止使用契丹文，而是转用汉文。金末的契丹人政权所使用的官印均是汉文。
成吉思汗的圣旨金牌上出现了两个疑似契丹大字的符号，算是契丹文最后的一点回光返照。
相对而言，西夏人在使用西夏文翻译佛经方面极为勤勉，靠着佛教精英的传承，可以延续西夏文的使用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