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上言，北府兵的兵源主体是北来的流民，只要北方民族矛盾尖锐的存在，北来流民就会不断，反之则不然。其实东晋南朝的军队主力都是外来的，无论是北府兵，还是青徐豪强和雍州军。东晋南朝的名将大多都是北来的江淮人群和荆楚集团人员，真正的南方土著人员却不多。换言之，东晋南朝的生存赖于北方的混乱，一旦北方不乱和民族矛盾减弱，南方政权就极难维持了。侯景之乱时候 ，南梁大军对付不了侯景，非在于缺兵缺钱缺粮，而在于少将，除北来投诚的羊侃能使得侯景忌惮之外，都无人可敌侯景。后来平乱的王僧辩陈霸先二人中，陈霸先是历经几代土断最终而成的真正南人，王僧辩仍然是北人之后。
东晋南朝时代，定都于建康，京口即如今的镇江，被称为北府。江南的京口和江北的广陵，同属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个地区在乱世也是北方流民渡江而来的主要地区，故而在广陵和京口集结了不少北来的有战斗力的流民集团，主要地域是徐州、兖州和青州三地的人居多，夹杂有部分豫州和并州地区的人。而南朝四代中的宋齐梁三代的开国皇帝都是祖籍位居徐州的人士，祖先或者自身也多在京口一带居住过，故而京口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刘裕出生于京口，对这里更是感情分外深厚。在雷厉风行的义熙土断时候，刘裕也曾命令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土断范围之内。刘宋建国后，京口也十分不一样。而且刘裕在临终时候，针对北府军的兵权也进行了分割。将淮南江北的徐州地界划分为南兖州，镇广陵，将江南设南徐州，治京口。宋孝武帝刘骏时代开始，京口的特殊地位开始有所变化。在京口一带的侨民原本可以不纳租税，刘骏时代这个特权被取消，也标志着京口的特殊优待地位开始变化。不过同样在刘骏时代，将京口地区单独划为一个行政区域，即南徐州，地位仅次于建康所在的扬州。宋齐梁陈时代，虽然南徐州有一段时间被划入扬州，但总体上南徐州一直存在了下去，而且地位高于除扬州之外的任何州郡。不过此时京口的显赫是一种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显赫，与军事和亲情上的关系相对淡化了。
南北对峙时代，南方的战斗武力大多是来源于江淮和荆襄的。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北来的流民武装或者边境豪族的支持，那么即便这个地方位置再险要也是没有用的。襄阳城的战略地位人所皆知，但是在东晋时代一直作用一般，远不如南部的江陵和下游的广陵与京口。这主要是因为东晋时代，在襄阳还没有一支富于战斗力的武装集团，故而这里相对很平静。与之对比的是，在姑熟一带有西府军，京口广陵一带有南下流民组成的北府军，人员干练富有勇力，故而名声显赫，豫州刺史和徐州刺史也身价倍增。刘裕就一直兼任徐州刺史十余年，即便后来他身为太尉，仍然兼任徐州刺史，就是因为徐州境内有强大的军队。晋末宋初，随着刘裕北伐给南方带来了空前的胜利，南方的疆界北进不少，流民很少集结与京口广陵一带了，而且关中之乱和谢晦之乱，使得原有的北府军精锐也都损失殆尽，故而京口北府军也名存实亡，战斗力不复存在了，而与此对比的则是原来的襄阳则崛起了。襄阳在晋末宋初开始因为前后秦的灭亡加上刘裕北伐关中又丢失关中，原有的关中、陇右和河东和一些河南一带的世家大族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南下避乱，大多选择在襄阳安家。这样原本相对荒凉的襄阳开始繁荣了起来，襄阳的地位开始得以提升。在宋文帝元嘉时代，襄阳的地位开始提升，开始摆脱隶属于荆州都督区的序列成为一个单独的都督区。元嘉后期，宋文帝刘义隆正式下旨，将荆州北部的南阳、新野、襄阳、顺阳和随五郡划出荆州，成立雍州，治所在襄阳。孝武帝时代又在雍州境内土断，增强雍州的实力。雍州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军队的战斗力和统帅的地位提升。元嘉后两次北伐中，东线两淮方面几乎是兵败如山倒，唯独当初视为偏师的西路则颇多斩获，从襄阳出发一直达到了关洛地带。孝武帝能够即位也是依靠雍州豪强的支持。孝武帝时代，雍州军的统帅柳元景位居三公，地位仅次于沈庆之。雍州军也是当时刘宋方面唯一可与北魏抗衡的一支主力军。南齐时代，雍州地位有所降低，而且雍州的辖区也因为北魏的攻击而损失过半。南下的雍州豪强在自身安危受到威胁时候，毅然决然选择支持萧衍。萧衍能够从雍州刺史后来得以入主建康称帝也正是有赖于雍州各族的武力支持，如韦睿、曹景宗、柳庆远、康绚、席阐文、马仙琕、蔡道恭、杨公则、冯道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