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从“谐音”角度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学术界正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去开拓思路的。
岁星纪年这些奇怪的词汇，着实令人迷惑不解，但并非无迹可求。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老师的学生孔庆典，曾撰文《十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涉及过这个问题。我下面大概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其实就是复制粘贴整理格式啦，我刚好也复习一下，同时推荐对古代历法感兴趣的朋友关注这篇论文）。
《尔雅·释天》
《淮南子·天文训》
此外，马王堆《五星占》帛书以大荒落为大荒洛，协洽为汁给，湄滩为丙堇，《史记·历书》以阉茂为淹茂。总体观之，各文献所记虽用字偶有差异，但读音基本相同。
这套纪年体系最早出现在《五星占》。
显然，这些词汇与干支的关系密不可分，但具体细节无人得知。依照新城新藏说法，这是故避寅卯等文字，因为寅等干支已经用以纪日和纪时。然而古人何以采用这些名称?这些名称的实际字义又 是什么?学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郭璞、邢呙疏均避而未作内涵上的义释；
李巡、高诱、 郝懿行等人则强从字面之义来理解，譬如释“阏逢”为“言万物锋芒欲出，拥遏未通"，以“遏锋”谐“阏逢"；
沙畹认为这套名称源自古巴比伦，但未详论 ；
索绪尔将“摄提格”的“格"与“regle”(规律、规则)相对，认为“摄提格"意即“摄提”之规律；
湛约翰直接将“摄提格”比作梵文的“brhaspaticakra" (木星周期)；
竺可桢以梵文的“krttika"(昴星)释“摄提格”，认为广东方言的chip-thai-kak为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
王红旗认为《山海经·大荒西经》 中的大荒之山即是大荒落，《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大言山则相当于大渊献；
柳诒徵则干脆猜测这套名称为“吾国最古之语言”，是洪水以前之语言；
近年来聂鸿音和黄振华首次尝试从藏缅语系中寻求这套名称的解决方案，提出“岁阴”出自藏缅语十二兽和“岁阳”出自藏缅语五行。
考虑到在先秦时的周边民族中，与中原交往较多的是西方的羌和南方的蛮，而这两个民族所操语言多属藏缅语系，故聂、黄二人尝试从藏缅语系中寻求这套名称的解决方案颇具巧思。
下面是具体的研究，根据的藏缅语是20世纪的现代语，去古已远，算是一个遗憾。
岁阴与十二生肖
摄提格——唐藏文《唐蕃会盟碑》以“阳水虎"(chu pho stag)年对译长庆 二年(壬寅年)，其中“stag”即对应藏语的“虎“，在今天的藏语中仍沿用此法。 现代普米族称“虎"为stoyu，夏河藏语htax。 在本尼迪克特构拟的古藏缅数词中，“一"为*tik或*tyak4，也可与以上藏语stag和夏河藏语htax相参照，其原因笔者以为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有关。
单阏——《史记·天官书》为“直安”，《史记·屈贾列传》索隐引孙炎作“蝉焉"，郭璞《尔雅音图》为“蝉刺"。现代嘎卓语“兔”为tha la，拉祜语tho la， 绿春哈尼语tho la，傈僳语tho la，撒尼彝语tho lo，纳西语tho le，纳木兹语thuo li，土家语mautho li。 此外，《辽史·国语解》称“兔”为“陶里”，《辽史·礼志六·嘉仪条下》 记载辽国风俗三月三日(上巳日)以木雕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国语谓是日为 ‘陶里桦’(射兔)"。《华夷译语》(蒙古语)“讨来”，《清史稿·地理志二十六·青海条》：“洮赉河亦作滔来、陶赖、讨来，在肃州南，下流合张掖河，即古呼蚕水 也。”“蚕”正与“单"、“蝉”音同。日本古代和歌中兔子曾用过“窃露"这一名 称，由于日语中“窃"可与“偷”互换，故“窃露”又可作“偷露"，正与tho lo音同。
执徐——《淮南子》为“执除”。拉萨藏语“龙”为tsu，巴塘藏语ndzu， 仙岛语mzuitsun。 在本尼迪克特构拟的古藏缅数词中，“三" 为*g-sum，可与以上藏缅语相参照，其原因应与龙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有关。
大荒洛——《史记·历书》“大芒落"，《史记·天官书》作“大荒骆”，《唐邑令费碑》省作“大亢”。《说文解字》言“亢"从“亡”声，博嘎尔门巴语“蛇”为ta bw，达让僮语ta bu，史兴语ba ro，豪白哈尼语yw lu，藏文sbrul，类似于 “荒洛"。
敦样——郭璞注音“敦臧"。臧语“马"作rtatean，小马rtatchun，马驹tetshu， tyzv。原始藏缅语“马"的语音形式是s-mbrorjs。公元四世纪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存马邑县”下说：“雍闿反，结垒于县山，系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无雍梁’，夷言马也”。闻宥在《雍无梁林解》一文中考证“无雍梁”为“雍无梁林”之讹误，“雍无梁林"即“雍闿系马之林”，其中“无梁"即用汉字记录的某个民族语的“马"字，其古音与缅文mrang“马”最相近。这个“无梁"也反映了原 始藏缅语“马”的重要语音特征。 此外，《尔雅·释畜》称马为“减阳"，上古语音即krom-rong，也与“敦群" 较近。 大致说来，上古时汉族生活的中原地区受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的限制，没有大规模放牧，故良马不多。马匹多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古代文献中也留下许多反映不同民族“马”字发音的借词。此点中外学者关注者颇多，其中孙宏开和黄树先两人的研究代表最新成果。孙氏给藏缅语的“马”构拟了两个原始形式： 东部组*mbrong，中部组*sgrong，并认为这两种形式可能同源，幸sgrong略晚于 *mbrong。黄氏在此基础上又增补了一种形式：*luk，并将其列为西南部组。 例如，周公从犬戎求得骏马“吉量"献给商纣，笔者以为“吉量"即“grong”；鹿蜀luk-djuk，在《山海经·南山经》省作“鹿蜀”；骁蜀，《广韵·屋》：“聩，野马。”又有：“骧，鹿蜀，野马。”《集韵·屋》：“骁蜀，野马。" 。至今在羌语北部方言和木雅语东部方言中，“马”仍作“lu-”。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条，在云梦睡虎地及随州孔家坡等地出土的楚系《日书》 中，将十二禽中的“午"配以“鹿”，这与秦系以及后世流行《日书》的“午”配“马”明显不同。对此研究者多持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以“午”配“鹿”乃是讹误，另一种索性承认以“鹿”配“午”也是古人的选择之一。笔者无意反驳上述观点，只想根据“马"作“lu”音再提出一种解释：考虑到楚地方言的因素，“鹿”或许便是马“lu”音之转写？再将此意延伸，“指鹿为马”或许另有别意。
协洽——《史记·天官书》为“叶洽"，郭璞注“洽"为“夹"，帛书《五星占》为“汁给"。 “叶"字古音ciap，“协"字古音yiap。《方言》卷二谓“自关而东谓协，关西日汁”，可见“协”与“汁”亦本为一音。羌语“羊"xgy，珞巴语se yu，彝语为ci ii。
沼滩——汉《孔庙礼器碑》作“湄叹"，帛书《五星占》为“丙廑"。藏语“猴” 为bincin，彝语亦为bincin。
作噩——《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都为“作鄂"，《汉书·天文志》为“作络”，扬雄《方言》谓“(鸡)在桂林之中谓之割鸡，或日叙(《集韵》 墙容切)。”鸡的异称还有“朱公"、“朱朱”、“祝祝"、“烛夜"。现今缅语“鸡” 为tse，拉萨藏语tcha，墨脱门巴语dza，纳木兹语dzu，木雅语tcue，克伦语tsho。
阉茂——《史记·历书》作“淹茂"，《淮南子·天文训》和《汉书·天文志》 作“掩茂”，郭璞注“阉"字音“俺"。现今的缅语“狗"为a mai或a me，《尔雅·释畜》释“狗”为“龙"或许与此有关。
大渊献——嘉戎语“猪”为ta wa，碧江怒语de va，缅语towe。此外，古时楚人呼小猪为“稀"，《尔雅》中有：“《字书》云：东方名豕也。”此“稀”与 “大渊献”的“献”颇为相似。
困敦——《说文解字叙》作“困顿”，郭璞注“敦"字音“顿”。珞巴语谓“鼠" 为kun tung，僵语为kw tiun，门巴语为kon tsen。
赤奋若——藏文称牛为spu nay，拉萨藏语tso mo，夏河藏语ndzo mo。
岁阳与五行
阏逢——《史记·历书》作“焉逢"，《史记》集解引苏林日：“阏氏，音焉氏”。《汉书·宣帝纪》注引服虔日：“阏氏，音焉支"，可见“阏"与“焉"实为 一音。郭璞注“阏"字音“刺"。道孚语“树"为lephu，羌语“木头"为luemu， 吕苏语le pu，却域语rlo pe。西夏语中“树”为pul。
旃蒙——《史记·历书》作“端蒙”。木雅语“木头"为doma，哈尼语do ma，te mo，tll mo，克伦语toe mu，缅文thas pan，载瓦语“松树”than mo。
柔兆——《史记·历书》作“游兆"，徐广日：“一作游桃"。彝语“火"a to， 傈僳语ato，藏语thuo。
强圉——《史记·历书》作“疆梧”。门巴语“火”mu gu或me kun，傈僳语mu khu，拉祜语mv qho。
著雍——《淮南子·天文训》作“箸雏"，《史记·历书》作“徒维”。哈尼语“田地”作tu xo，嘉戎语tatso，白语thu sa，木雅语tse ro，吕苏语tshu。
屠维——《史记·历书》作“祝犁”。吕苏语“泥土”tshu ly，门巴语tshi len，土家语li。
上章——《史记·历书》作“商横”。载瓦语“铁"作shamto，浪速语作she to，波拉语作sha ta，藏语“铜”作sang，独龙语作song，阿昌语作tong，土家 语作thon，怒语“金"作sa kheng，波拉语xang，浪速语作xang，门巴语“锡” 作cahang。
重光——史兴语铝为tca ka，藏语ltcays。
玄默——《史记·历书》作“横艾"。缅文“水一为hnang，载瓦语hang， 彝语ji，珞巴语i ci。
昭阳——《史记·历书》误作“尚章”。怒语“水”tcha nang。
综上可以看到，岁阴、岁阳与藏缅语的比对结果基本令人满意。尽管还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章中的比对已经能够支持我们做 出以下的判断：出现于上古文献中的“岁阴”、“岁阳"名称，应是对藏缅语的同音转写，其中“岁阴”代表十二生肖，“岁阳"代表阴阳五行；而诸如“太阴在寅，岁名日摄提格”的说法，不仅代表其时已经将十二生肖对应十二地支，而且还出现了直接用十二种动物来纪年的纪年方式。
与以上岁阴、岁阳与藏缅语的比对相呼应的是，在诸如藏族、党项族、彝族等古羌语系民族中，均有发现类似于“岁阳”这种将五行分阴阳以及“岁阴”这种用生肖来纪年的方法。譬如，彝族的五行在纪年时分公母，藏族的五行在纪年时亦分阴阳。这促使笔者倾向于认为，生肖纪年应是源于先秦藏缅语系的民族， 而广受争议的十二生肖，亦大有可能是这个民族的发明。
将十二生肖的发明归功于先秦某个藏缅语系的民族，还能够有效地化解中国与印度的发明权之争。前文已经述及，中国与印度的十二生肖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体系无论在组成内容还是排列顺序上都截然不同，彼此之间却几乎完全一致， 区别仅在于印度是狮而中国为虎。
如此惊人的相似，应当只可能有一个起源。对于这个起源，研究者常在印度与中国之间摇摆：由于两国相距遥远，中间还隔有不同民族和国家，若是从印度传来，那么这些众多的民族不会不约而同地将虎取代狮；反之，若是由中国到印度，在中国早期的文化中却找不到相应的传统。
若是将十二生肖的起源定于两国中间地带的某支藏缅语系民族，则上述两个问题都将轻易化解，十二生肖的传播路径也随之变为由中间指向两边(中国和印度)了。 此外，前文曾提及，《开元占经》中将“岁阴"“岁阳”名称的使用上溯至战国时期的楚人甘德，在笔者看来，这种溯源并非附会。我们知道，作为战国时代最著名的两位天文学家、《甘石星经》的作者，石申是魏人，甘德是楚人，而古魏楚两地都有不少操藏缅语族的民族。譬如，春秋时代鼎鼎大名的楚国令尹子文姓斗，名毂於菟，因为据说他小时吃过老虎奶，楚语哺乳谓“毂"，虎谓“於菟"，这“於菟”即是古藏缅语；再比如，《尔雅·释器》中有“不律谓之笔”， 郭璞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古时蜀地也为古藏羌民族居住地，今天藏文pir (笔)、bris(写)、嘉戎语pjer(笔)都可以与“不律"比对。这些事例都说明， 先秦时期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出现于后世汉人文献中 的“岁阴"、“岁阳"乃至十二生肖都可能来自某支藏缅语系民族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