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我爷爷是以前国军的军官，黄埔军校8期毕业，少将军衔，历任独立旅旅长，兵团参谋长等职，1949年12月在四川金堂起义，投诚共军后1950-1954年在解放军当炮兵教员，后加入民革，文革期间被斗争，后来恢复名誉，80年代初还和他在台湾的老部下通信，1983年去世。我爷爷算是留在大陆效忠老蒋的最后一批国军，直到确认老蒋安全到了台湾才投诚共军，也算仁至义尽。我没亲自问我爷爷，我出生前他就已经去世了，但我爸确实问过他为什么内战失败。说道国军失败，我爷爷从他个人经历说了这么几条。
一是，抗战胜利后，KMT和国军普遍觉得“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不想打仗了。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四强之一，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时KMT和老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威望如日中天，“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民族主义在当时看来确实是实现了，客观来说也奠定了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而且当时也在搞“行宪”。所以1945年过后KMT在思想上普遍是胜利后的松懈，大部分KMT党员和国军都没考虑过还要打内战，要让胜利后的KMT继续去“剿匪”，大部分KMT和国军觉得“打自己人没意思”。
二是，KMT其实在舆论上给了CCP相对宽松的活动空间，本质上是看不起CCP。当时内战没全面开打时候，CCP可以在KMT控制区发行报纸、组织游行，大量同情CCP的知识分子批判老蒋。当时KMT对这些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CCP不过是“陕北的泥腿子，翻不起大浪”（我爷爷亲口说给我爸的）。
三是，KMT接收日占区确实产生了大量腐败，不仅在全国民众中引起民愤，而且也让国军官兵士气涣散。我爷爷说，他们拼死拼活在鲁南山区“剿匪”（我爷爷参加过营救74师张灵甫围困的行动），后方的KMT官老爷在徐州和扬州抢房子、抢车子、莺歌燕舞。当时正好赶上张灵甫被击毙，后方的腐败对前线的国军官兵士气影响非常大。
四是，KMT的社会动员能力其实后期明显比不上CCP，体现为招兵、征粮两项国军比不上共军。当然KMT的社会动员能力相对较差有很多原因，比如KMT的集权程度相对低于CCP，社会舆论阵地完全失守，KMT腐败，民心向背等。最后实在没办法只有用“金圆券”这种自爆的招数来搜刮民间财富，成了压垮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是，军事上的失败，老蒋本人要负很大责任。我爷爷主要参加过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按他的话说，即便张灵甫被歼灭，如果当时老蒋能一鼓作气集中山东的兵力彻底打垮刘邓的部队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老蒋一直优柔寡断，最后结果是1947年过后在鲁南和苏北两军战线犬牙交错。我爷爷说，如果老蒋1948年年初就彻底放弃山东，只留青岛这个海上据点，主力全部撤到淮河以南，保护宁沪，最后共军能不能过江是个问题。当然对东北和华北也一样，我爷爷说1948年年初就应该把主力全部撤到淮河以南，只留天津、葫芦岛、营口这三个战略支点用海运维持控制，至少能保有200万精锐部队作为有生力量。当然最后老蒋觉得主动撤出太难向“国人”交代而作罢，我爷爷说老蒋不明白，领土、城市撤出来可以之后再打回来，部队被歼灭了就什么都没了，这一点老蒋和希特勒是同一个毛病，战线拉太长，攻势停滞后不撤退就等着对方来包围歼灭。
不过我爷爷倒是说土改对CCP政治上的左右被夸大了，因为其实1947年KMT控制区也开始搞土改了（后来在台湾的模式），只不过推行的效率没比过老共。
败军之将不言勇，我爷爷在解放后基本上对历史公开场合只字不提，只在家里私下说。而且后来历史的机缘巧合当年他战场上的对手，一位刘邓大军的南下干部成了我家的邻居，两家人相处都还融洽。
我爷爷的历史倒是没怎么牵连到我的几个伯父，我有2个伯父后来在文革期间加入了CCP，所以其实KMT留在大陆的后裔也不是都很惨的，其实只要是到了一定级别的KMT官员或军官，全家都是CCP拉拢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