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完成于 1987 年 11 月，1988 年发表在《钟山》杂志第 2 期，是格非先锋时期实验风格的标志性作品，作品完成时其仅 23 岁。
《褐色鸟群》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晦涩的叙事安排，因此被陈晓明（2002）称为“中国当代小说中最玄奥的作品”[1]，季红真（1996）则评论称其“过于抽象而失去了叙事的本性，成为一种形式的哲学”[2]。
《褐色鸟群》在结构的复杂性和意象的神秘性上皆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一直以来，有不少的研究者都从结构、寓意等角度对《褐色鸟群》进行了研究。张清华（2012）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了格非的作品，认为《褐色鸟群》体现出一种「无意识支配叙述」的观点[3]。武傲和汤奇云（2016）以《褐色鸟群》为例分析了格非早期小说叙事中的意识环状体结构[4]。郑鹏（2006）将《褐色鸟群》与《圣经》对比，提出了两者互文的独特视角。
蔡志诚（2006）提出可以将《褐色鸟群》读作一部关于叙述的叙述，一部关于虚构的寓言，一部有关先锋小说叙事历险的隐喻文本[5]。本文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蔡志诚的研究思路，考察《褐色鸟群》中的叙事与现实的同构性，为小说的真正性质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
在《褐色鸟群》的故事情节中，有两点是最为明显的费解之处。其一发生在「格非」给棋讲述的故事之中：
「我」在企鹅饭店遇到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并跟随她直到一座断桥处。数年后，「我」在歌谣湖畔再次遇到这个女人，但女人并不记得那次经历，并称自己从十岁起便从未进城，不可能发生那次相遇。
在这里，女人的自述和「我」所记得的首次相遇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矛盾。
第二处费解之处发生在「格非」和棋之间：
在「格非」给棋讲过故事的数年后，棋再次到「格非」的住处讨水喝，但却表示自己不是棋，并且从不认识「格非」。
此处，棋的存在构成了另一个明显的矛盾。
在第一个矛盾处，女人的否认削弱了「我」讲述的企鹅饭店偶遇事件的现实性；在第二个矛盾处，棋的存在本身甚至都开始显得暧昧起来。
从读者这一方面来看，这两处费解点都足以摧毁读者在传统文本阅读时构建的「前认识」，从而逼迫其重新在脑中尝试为《褐色鸟群》搭建合理的叙事框架。
但从读者的反馈来看，这样的搭建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小说的情节几乎是不可解的，排除这两点主要矛盾来看，还有大量芜杂、晦涩的意象和小情节遍布在文中，读者无法找到一个简单的解释将这些情节和叙述合理化，至多只能归纳出一些充满空白的、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而无法回答「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
在这样的理解尝试中，读者实际上是落入了传统文本阅读的窠臼之中，默认小说中的所有情节都需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至少不能违背排中律——一件事情要么发生、要么没有发生；即，没有认识到《褐色鸟群》本身就是不可解的，换言之，作者并不是利用了高超的叙事手段隐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如《迷舟》、《湮灭》），而是用叙事展示了叙事本身，在其中并没有现实，仅是一个自洽的叙事游戏，文本是非故事的，从而所有矛盾都是被允许的。
为看清这一点，我们不妨首先放弃第一个故事（简称为故事一，「我」和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故事）的现实性。
简明扼要地说，我们不妨将其看作在「格非」和棋的交谈中不断被创作的虚构故事。我们注意到，棋在故事一的展现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一个推动者、诱导者的作用。
「格非」的第一次讲述停顿在女人捡起靴钉，转身走开这一情节处。在这里，任何的矛盾都没发生，故事听起来具有高度的现实性。但接下来，是棋主动敦促「格非」进行了讲述：
之后，「格非」便顺着尾随这一发展讲述下去，仅仅将出租车这一交通工具修改为了自行车，棋也并未发表异议，而是继续倾听。在这一段讲述中，故事一开始显得更加晦涩、更具有神秘色彩（神秘的断桥、消失在桥上的女人）。
在故事一情节的高潮处，「格非」第二次停顿，此时棋对这一故事显示出不满，称其太过庸俗，并且自行说出了结尾，这一结尾得到了「格非」的肯定：
此处棋给出的结局很符合这一段故事的风格，并使故事一变得更加古怪难解。「格非」对棋的讲述此时告一段落，但在是夜，棋起床再次邀请「格非」继续讲述，「格非」于是将故事一继续讲了下去，即故事一的第三段，从「我」和女人的重逢，直到女人否认了企鹅饭店的相遇，称自己从未去过城里。矛盾一便发生在此处，自此，故事一彻底变得光怪陆离，不可理解。
听完这一段后，棋评论道：
接下来，《褐色鸟群》也很快迎来了故事二（「格非」和棋的故事）的结尾，即数年后出现了否认自己是棋的女人。
在进行了如上的梳理后，我们发现故事一的非现实性其实并不难理解——它其实仅仅只是一个「格非」讲述给棋的故事，它是编造的，这一故事随着棋的挑剔和引导变得逐渐晦涩、逐渐「先锋」，最终成为一个不可解的模样。在其中，棋甚至亲自为「格非」草拟了部分情节，而「格非」基本全部接受。
在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我们可以发现，女人的故事（故事一）之于棋，正如「棋」的故事（故事二）之于《褐色鸟群》的读者。我们对格非的《褐色鸟群》的阅读正相当于棋听「格非」讲述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故事。
格非有意地构造了这样一个双重的结构，并巧妙地将其隐藏起来，例如，在开头提到三十岁死去的妻子，并在叙述中将其指为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这使得故事一更难被仅仅视为一个「格非」所杜撰的故事；又将故事二的主人公设定为自己的笔名「格非」，使故事二显得和现实更加混杂不清。
但在这些表象之下，一旦我们放弃故事一的现实性，则故事二的现实性连带整个《褐色鸟群》的现实性都不再重要。文末否认自己是棋的女人的出现因此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整篇小说已经通过一种内在的方式彰告了自身叙事游戏的性质，在这样的叙事游戏中，所有的矛盾都是允许的，所有现实性都是非必要的，此处安排这样一个情节完全只是为了能够让整个同构——棋 -「我」、读者 -「格非」的关系同构——更加地精巧：棋的否认对应着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否认。
这样看来，《褐色鸟群》本质上并不是对一个故事进行叙述，而是通过叙事展现了叙事本身，并且将现实读者与文学文本的互动映射进入文本之中，构成了一种嵌套。除此之外，《褐色鸟群》中的各种神秘意象以及光怪陆离的小情节都仅仅是这种主要的同构关系的修饰而已，在这种叙事游戏般的文本中，它们的存在可以说是高度随意的，完全可以单纯地按照结构和语言的美感进行添加与安排。
在《褐色鸟群》的文本里，棋 -「我」、读者 -「格非」这两个结构中唯有读者是不在场的，只有等到读者进入到《褐色鸟群》的阅读，这个结构才告完整。由此看来，物理现实与文学文本的互动是《褐色鸟群》这一作品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值得玩味的是，难解的《褐色鸟群》的确引起了大量的解读与剖析，这一现实事件，恰恰使得它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变得更为成功与厚重。研究者或评论家对《褐色鸟群》的解读，正类似于棋对「格非」所讲故事的评论。
事实上，小说文本中的确有一些将棋视为艺术鉴赏者的线索：最终离开时，她是要去“城市公园”参加一个大型未来派雕塑的揭幕仪式。同时我们也看到，棋对小说写作可能也颇有心得：她为「格非」的故事一草拟的情节都具有一定的现代主义色彩。这为棋和现实中的读者的同一性做了很好的暗示。
物理现实与文学文本的互动还被巧妙地安排进了《褐色鸟群》的其他一些细节中，比如棋提到的朋友「李劼」，实际上是现实中存在的人物，为格非校友，并且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事实上，《褐色鸟群》正是李劼向《钟山》杂志推荐发表的[6]。
《褐色鸟群》中事情都被设定发生在 1987 年（即小说完成时）的多年后，结合主人公使用了「格非」这一名字，实际上能够被视为彼时年青的格非对自己未来写作生涯的展望与一种超前的寓言。在这篇寓言中，格非亲手搭建了一个作者-读者的互动模型，在其中故事与现实形成了同构，映照出的恰恰是自己未来作为先锋小说家创作与被解读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