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气好。
周汝昌的好运还在于,他的《红楼梦新证》,非常难得的取得了“两面讨好”的效果。一来,毛泽东看了此书之后,对此书评价甚高,这对周汝昌的学术生命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二来,虽然此书很多地方批评了胡适,但胡适对此书却也青睐有加。1960年11月19日,在给高阳的信中,胡适写道: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绝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看了当然明白。……汝昌的书,有很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3373页)
更让人感动的还在后头。高阳收到胡适的信之后,打算将此信在台湾发表,并为此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同意了高阳的意见,不过却很体贴地删除了这一段对周汝昌大肆表扬的话。胡适很明白,他这一段表扬周汝昌的话,一旦传到大陆,会对周汝昌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将这段话删去,正体现了胡适的体贴入微之处。能认识如此替学生着想的老师,也正是周汝昌的好运气。
如此之外,周汝昌一生的好运气,还在于他有一个好哥哥周祜昌。是周祜昌去让他去燕京大学图书馆找寻《懋斋诗钞》,是周祜昌利用一个暑假的功夫替他抄写了甲戌本的《红楼梦》,也是周祜昌,在周汝昌眼睛几近失明的情况下,替他做汇校本的《红楼梦》,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在天津的周祜昌被邻居认为他与胡适有海外关系,正在写反革命的政治书籍,周祜昌也因此被捕入狱,成为当时天津地区的政治要案。倘使没有这么一个默默奉献的好哥哥,周汝昌的学术成就,或许也会大打折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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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腾讯《大家》独家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