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紀傳體國史方面，武后也通過許敬宗發揮著其影響力。修撰紀傳體國史的傳統可以追述到漢代的史官對《史記》的增續，在已有文本的基礎上不斷增修是紀傳體國史的基本修撰方式，這就使其書始終處於一種未完待續的開放狀態。因此在續修國史的同時改訂之前的內容，比刪改已成書的實錄更爲容易。在武后通過許敬宗主導實錄修撰不久，紀傳體國史也開始了添修。而在此之前，這部國史經過姚思廉和長孫無忌的接力編修，已經累積了八十卷的篇幅，記事“起義寧，盡貞觀末”。這意味著高宗即位以後的國史尚是一片空白，因此“龍朔中（661-663），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過他所修的這部分引起了更多的非議，劉知幾就指責他“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而更猛烈的批判直接來自于高宗：
這段對話《唐會要》連綴于顯慶四年許敬宗呈上二十卷實錄之後，《太平御覽》引錄此段，起首部分加上“顯慶中”三字。然而劉仁軌以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以吏部侍郎同三品、郝處俊任中書侍郎都在咸亨三年（672）十一月和十二月，而十多年前的顯慶年間，劉仁軌因事出爲青州刺史，又因監統水軍後期坐免，絕無可能與高宗有這樣一番對話，因此《唐會要》及《御覽》系年有誤。另一方面，包括了長篇對話的《魏徴傳》、《尉遲敬德傳》應該是國史列傳的特徵，而《舊唐書·許敬宗傳》敘此事，亦作爲許氏擅改紀傳體國史的罪狀。因此，我們可以認爲這段對話發生在鹹亨三年十二月之後，而批判的對象是許敬宗所撰紀傳體國史。咸亨三年八月許敬宗去世，未完成的國史當有所移交，可能因此高宗看到了國史，致使龍顏大怒。
高宗憤怒的原因在於許氏書中刻意淡化了太宗的功業和仁德，並枉顧事實地將太宗對長孫無忌的恩寵移花接木到尉遲敬德頭上。值得注意的是，許敬宗所添修的國史，理論上內容應僅限於永徽、顯慶間事，但高宗提出的問題，卻無一不涉及太宗。太宗的功業德政皆在貞觀二十三年以前，魏征卒於貞觀十七年，這些內容應該早已包括在此前長孫無忌等所修的國史之中。顯然是許敬宗在續撰國史之時將太宗朝的內容也一併作了改動，在高宗眼中，這一舉動無疑損害了太宗的光輝形象。
如非最高權力的授意，我們很難想像作爲國史的第一責任人，許敬宗敢於在史書中故意弱化先帝的仁德和功業，畢竟先帝的形象，從來就不是一個史學問題，而是一個相當敏感的政治問題。因此這番改動的背後應當體現著武后的意志，而《唐會要》偶然留存的片段，讓我們看到了另一角度的歷史敘事。……
